“伟大”的人生征途 · 林伟大
口述者：林伟大整理者：方慧玲时间：2017年10月29日地点：浙江万里学院52225-2会议室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372\wps1.png 林伟大，1956年5月出生于鄞县五乡镇，1972年初中毕业于五乡中学，当年6月5日支边去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虎林县林业科东风林场工作，1978年10月顶替母亲职返城到鄞县二轻机械厂工作，1982年5月调入鄞县制鎖总厂工作，1985年调入鄞县二轻工业局劳动服务公司，新创办宁波自动化仪表厂，(担任供销科长)1989年回鄞县制鎖总厂(担任厂长助理)，1990年(担任制鎖总厂一分厂厂长)1992年调入宁波华威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担任业务部经理)止1997年改制后下岗，2016年退休。一、“伟大”的下乡经过 我的名字是我娘舅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太奇怪了，我小舅舅叫祖国，比我大三岁，合起来是祖国伟大。我的家里有三姐妹，我的姐妹也只是一般女孩名字。大姐是六九年在当地下乡，我是七二年到虎林去的，妹妹当时还小，才六岁，按照道理说，家里一个下乡，其他人就可以去当地工矿企业，但是我这个情况就很特殊。 那时没办法，不去也不行，反正我当时是不想去的，因为当时人家六八、六九年去东北回来都说苦。父母亲那时有工作，在集体企业，儿子不去，那就把父母亲的工作停掉，什么时候把儿子的思想工作做通了才能去上班。所以给了外部压力，给开了动员会，我没办法不得不去。说起来我是初中应届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三年级，从那时起基本上就不读书了，复课以后成了初中生，念了一年半就毕业了，当时也就十六岁，出去工作不行，参加下乡岁数又不够，所以又到学校里念了一年书。当时家里成分好的，父母是干部或者党员的孩子可以去上高中，一旦家里成分不好，成绩再好也没办法去念高中。我家里的成分是手工业，不是贫下中农，所以也没机会上高中。多念了一年书，一毕业正好到东北去。
家里的成分对于在当地下乡的人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只有选择去边疆的人才会受家里成分的影响，“地富反坏右”这批人的子女是不能去支边的，因为边疆地带离中苏边境太近，要是这些人的子女叛逃怎么办，所以他们不能去支边。我有个女同学，支边名单已经下来了，可是后来一调查，发现她有个亲戚在台湾，就把她的资格取消掉了，后来只能到当地下乡。当时不去下乡是不行的，名单批下来以后，我们这里也有不去的，然后上面就把他的户口吊销掉，导致当时油票、布票等等就没有了，所以一旦在家待个三年五年，没有户口那就相当于断了粮食供应。当时还有被批斗的情况，有一个人被安排去大兴安岭，但是他不愿意，被批斗了之后，最后还是去了。 当时毛主席说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一辈子。他的意思就是不用回来了，就扎根在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城市的人太多，那就让青年支边去。六八年、六九年、七零年、包括七二年我们这群人，总共去了好几批，支边的有到吉林插队的，有去黑龙江兵团的，还有去林场的。我们那年，四月份出发的是去松花江，六月份出发的是去牡丹江。我们这批到东北林场的算是幸运的，因为在林场有工资。我们那时去有一百个人，这一百人都被安排到虎林管辖的林场。 出发去东北的那天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五号，那天是最难忘的一天。说到那天的场景还真是太惨了。那天正好是下雨，那种毛毛雨，父母、亲戚、朋友都来送，在火车南站大家都哭了。我们男的在火车上没有嗷嗷大哭，但都抹着眼泪。女孩子就不一样了，才十七岁，过了杭州还在哭，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那时候心里也很难受，本来这个事情心里也不太愿意，天气又不好，大家又都在哭，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家，再说别人去过的回来都说很苦，所以那种复杂的感受现在也很难表达出来。路上经历了五天五夜，火车直接开到了虎林。我们是晚上到的，在车站前的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林场赶着马车把我们的行李运到林场。 我们被分到县城旁边的东风林场，共有十八个人，都来自一个地方，十三个男生、五个女生。当时我们的林场里面还有其他知青，有一些宝清县来的知青，还有虎林当地的知青，他们这些知青的文化程度都比我们高，是高中毕业的。像杭州知青这种的我们林场没有，但是林业局的是有的，这些人是知青下乡后另外调上来的，文化程度也高，基本上是老三届。
二、“伟大”的林场生活 东北六月份的天气还好，不冷也不热。我到林场一看，房子都是泥打的墙，上面屋顶是草盖的。宿舍里面，地上都是土，当时是四个人一间，一个炕，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后来住的房子拆了，我们都去住那之前空出来的办公室。当时有一个人因为生病，病退回了宁波，剩下我们十二个人，八个人一间，四个人一间，我住的是八个人一间的那种，也就是八个人一个大炕。到更后面一点，有人回宁波了，房子就有空出来的，我就跟主任说我们住得有点挤，要求把我们隔开，接着就是两个人住了。 来到林场，我最难适应的就是吃这方面，我吃不惯，当时每人是四十斤粮食，一个月是一斤大米、八斤面粉，其他就都是粗粮。我记得头一天到林场，林场请客招待我们，那时我的心思还在家里，根本吃不下。第二天，林场食堂才开始烧饭。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很好看的大饼子，圆的，金黄色的，跟蛋糕很像，一吃才发现竟然那么难吃！大饼子里面没有面粉，全是玉米面做的，我就把它扔掉了。第三天，林场让我们忆苦思甜，不让我们浪费粮食。但是这个对我没有作用，反正当时我有工资，好像是一个月四十块钱，从家里我也带了东西来，像是挂面、大米、鱼干，所以我就吃自己的东西。我们家里后来每个月都给我寄包裹，连水果都会寄过来，东西是买得到的，就是辛苦一点，基本上是海鲜居多，因为我娘舅在客轮上工作，我母亲交代他，他就给办好了，还有老母亲给我晒的泥鳅干，每个包裹基本都有泥鳅干，反正我母亲为了我是特别辛苦，我母亲一个人的工资都花在了我身上。 说到劳动生活，我们一年四季基本上都在山上，春天是种树，种了树后，树的周围就会长草，那么夏天就是除草，秋天挖坑，今年种的树是去年秋天挖的坑，冬天上山伐木。头两年是在石青山，都是一些小树。年年都是这样，轮着做，现在砍树是抽伐，把森林里大的树砍掉，我们那时是一批一批砍，把一块林都给砍掉。石青山后面的树就是我们栽的，现在我们栽的树已经四十几年了，都很粗了，我每次回去都去看看这些树。我们的劳动有时候会稍微有点变化，夏天我们也盖过房子，那种家属房，现在林场后边的一些房子就是我们盖的。这些活基本就是我们和虎林青年一起干的，比我们老的像宝清青年基本上不干活的。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下班四点准时吃饭，不吃就没了，吃完以后没事干，就挨家挨户走，比如走到一户人家，人家刚下班正在做饭，我们正好赶上，他们就会再炒个鸡蛋叫我坐下一起吃，当时鸡蛋就是好菜了。 在林场的时候，放假是一年一次，大概就是元旦一过，大概离春节还有十几天左右，林场同意给我们探亲假。我们场长不错，我们的待遇和那些老职工一样，所以回家的时候带的东西基本是林场给职工发的福利。我回家的时候带的通常是豆油、黄豆、白糖、人参。人参是林场种的，每次我都买个五斤，那时一等参四到八棵二十五块三毛，二等参八到十二棵，十三块七毛，基本上我们买的都是二等参，一等参种了六年太大，送人不太方便，二等参可以多买一些，因为那是工资也不是很多。人参买来之后刷干净，放在炕上烘干。回去要四天四夜，有时候火车都挤不进去，一般都是两个人先进去，然后把窗户打开，我们的行李往窗户里面递，然后我们人再爬进去。哈尔滨到上海，五十多个小时，火车上厕所和地上都坐满人，走都走不过去，车上也没有开水，有时候车上没有座位，就得买站票，有时候站了一天一夜还一直没座位。 探亲假一般只有十几天，但是要待多久就看自己的了，如果想多住就得动脑筋了，我基本上年年都多住，过年前回家，五月份之前回去。每次都是假差不多结束了，我去医院开张病假条，开个三个月的，然后给那边寄封信。我是每年回去最晚的，但是工资还是照发。有一年过年大家不能回去，我就写封信到家里，然后家里就来了一封电报，说是外公去世了，我就回宁波了。外公早就去世了，我是借这个理由回家去。后来大家放假后，我又能回家了，结果那一年我回去了两趟。不过如果第一次我不独自回家，我就不在林场了，当时虎林县科管人事的老顾有来招我，想找我去牡丹江地区林业局做通信员，但是我不在，就没机会了。我这个机会也挺多的，之前孙永琴也给我介绍过水利局的一个单位，我觉得接触的人太少，后来想想就算了。 在林场看电影是有的，那是我们自己礼拜天去电影院看的，是什么电影我忘了，一般买一张电影票，一包瓜子带进去看，看完之后再去大众饭店吃饭。有时候没事的时候会去打篮球，在最开始的时候四五个人会赌钱，但基本上不赌现金，赌的都是十块钱饭票。我在林场没事的时候会出去溜达，有时候会去扬岗、虎头林场住几天，跟排长请个假就能出去了，反正就算住一礼拜，工资也是照发的，我们林场不扣工资。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2-22 11:58 编辑
三、“伟大”的个性
我在林场的时候，早上起来都要吃好一点，我这个人比较懒，不想走路去买，起来之后我就问谁有自行车借我一下，我想去买油条豆浆，结果有个老职工，跟我说他有，我就借来了。骑上自行车，拿上暖瓶就往虎林市里面去，路面不是很好，正好路前面有一条小沟，我没跳下来，自行车过去时前叉一下子断了，然后我给他二十块钱，让他自己去买个前叉换上，那二十块钱相当于我半个月工资。给钱之后，他还不满足，第二天他拿着自行车把手来找我，让我再赔他一点。我心里不太高兴，就说，那算了，我赔给你一辆上海的永久牌自行车吧。他听出话里有话，就把自行车、前叉、二十块钱都给我扔屋里，说要跟我打官司。他一走，我就把那些都扔出去，他也不理，后来他跟林场场长说了这件事，我认为我自己给了二十块已经够了，一个前叉也才五六块钱。但是谁都不管这件事，我们俩就打起来了，那时我人小，我去的时候一米六高，体重才九十斤，结果一动手我就吃亏了。然后我马上跑回宿舍拿出步枪。那个枪是我们民兵排的，当时我们宿舍里有三把枪，子弹也有。我拿起枪“啪”一声打出去，他马上就跑了，我是要跟他拼命了。后来林场场长把他叫回来，让他跟我赔礼道歉，这个事就这么结束了，最后我二十块钱也没有赔他。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当时自己也挺反动的，那时是觉得反正回不来了，就无所谓了。
当时林场还有个人，是历史反革命，当过土匪，在林场不拿工资就拿生活费，跟我关系挺不错，人挺好，干活也是一把手，他有什么吃的就会叫我去吃，后来大家给我取了个外号叫作“小反革命”，因为他是“老反革命”。我不怕别人给我头上扣帽子，我记得大概七四年，我们林场有个副场长，比我们年纪大一点，就忽悠我们年轻人写大字报，批判这个老反革命的历史问题，我们青年基本上都写了，也签名了，但是我没签，我觉得那个跟我没关系，后来我们副场长对我很有成见，但是我是不理他的，他说什么我也不听，后来他没办法，我不干活他也不会说我，反正我跟他对的很厉害。在队里，我就是刺儿头，但是我跟平常人接触都挺好，我不欺负人，除了这个副场长，因为这个人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不好，我看不惯，我就给表现出来。我也根本不考虑入党、入团，我内心只考虑在生活中吃的好一点，干活轻松一点。
大概八九月份，大家需要生炉子烧炕。有一天，赵茂华在生炉子，有一只鸭子跑过来，他用炉钩子一钩，鸭子就死了，然后我直接就说那吃掉吧，后来扒皮、拔毛都是我弄的，弄好以后，晚上就给吃了。我们一个炕上八个人，八个人一起吃，吃完说好的，让其中一个姓王的去把鸭毛倒掉，本来倒沟里，只要水一冲就没了，那天天也黑了，他估计是摔了一跤，鸭毛倒了一地。鸭子没了的那户人家出来找鸭子，看到一地鸭毛，他也觉得肯定是我们几个吃掉了。第二天他去问我们隔壁的一个青年是不是我们吃掉了他家的鸭子，结果这个青年磕巴地说自己不能说，说了我们会打他。但是他说自己不能说相当于已经说出来是我们吃了鸭子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和茂华两个人跑这个老职工家里去，跟他说这个鸭子是我们吃掉的，不知道是你家里的，然后赔了二十块钱，结果他说不用了，还让家人炒个鸡蛋坐下来一起喝酒，我和老李本来关系就挺好，这件事就完了，上面也没对我们怎么样。
有一年冬天上山，在七虎林伐木，但是我没去伐木，我在烧炉子了，我跟主任说，上山伐木不去，我烧炉子，我也给他们送了很多礼，像香烟、奶糖、鱼干，烧炉子是个很好的行当，晚上烧炉子，白天休息，和林场场长他们喝喝酒挺好的。有一个伐木的油锯工，姓敖，叫敖高红，我让他给我在山上给我搞一个菜墩儿过来，三四天过去了，他给别人一个一个拿过去，就是没有给我，我就跟他吵架，那天晚上吵完之后，反正我得烧炉子，我拿了一个匕首就坐在他头旁边，他那天晚上睡觉，步枪在被窝里抱了一夜，怕我捅死他。第二天他们上山伐木，晚上他就背了一个大菜墩给我，说，你看我把菜墩儿给你背回来了。
七四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同事们在林场的苗圃田浇水，听到有人在离我们干活处不远的地方喊救命，我跑过去一看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掉进了一口废弃的井里，我没有多想就跳了下去把他救上来。后来才知道他是林场旁边生产队农民的孩子，孩子父母还来林场感谢过我。
我和赵茂华在东北还建了个碉堡，七六年的时候，跟苏联关系不好，为了备战，虎林有个指标，分到林场，林场就派我们两个去，那时我们就在清河那边建，我和他两个人干大工，砌这个碉堡，搬沙子、拉石头都是做小工的人干的，今年去看的时候一点都没变，挺好的。那个碉堡里面三个机枪库，放弹药，控制整个交通。
林场是有当兵机会的，和我们一起的两个宁波知青到哈尔滨的机枪连当兵，转业之后就直接回宁波了。不过另外一个林场的宁波知青当兵两年后没有回到宁波，又回到虎林，被分配到粮库。我也要求去当兵，但是因为我岁数小，不让我去。七五年的时候又验兵，我和茂华去检查身体，虎林武装部有个宋部长，我曾经问他借过两次枪，买过五十发子弹，他跟我关系不错，他告诉我是去齐齐哈努当工程兵，还说这对我们青年人有帮助，但我一听就头疼。我和茂华两个人住在虎林招待所，第二天才检查身体，但我们已经不想去了，工程兵很苦工资又少，对比起来看还是待在林场更好。第二天检查身体，我们是喝了四瓶啤酒之后去的，检查完了以后不合格。领兵的新兵连连长和我住在一个招待所，早晚吃饭都是一起的，他说高血压不要紧的，可以当兵。后来又照X光，又都好的，但是我和茂华都不想去的，我就说我耳朵没听见，给我一检查，说我耳膜又没破，肯定是好的，然后我把体检单一扔，就不去了，茂华也没去，他说他是色盲。后来我们大概住了五天后回去，林场场长把我们骂了一通，骂的挺厉害，因为他自己的子弟都没让去，就让我们俩去检查身体，结果我们把两个名额都给浪费了。我也认错，后来陪他喝了酒，让他别骂了。我没去当兵，除了自身原因，我当时的女朋友也说当这个并不好，而且当时那个当了两年兵又重新回到虎林的事情也给了一点影响，我想要是我当了兵，工资又少了，结果如果又回来了，就完全没必要了。现在想想也挺幼稚，对于林场来说也算是资源浪费，白白两个名额没了，所以我们被骂得是挺厉害。
我没想过上大学这件事，后来的高考也根本没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我文科不好，理科也不好，根本考不上的。我们这一批宁波知青一百个人就考上徐百放一个，这很不容易。
四、“伟大”的回城故事
我回来的调转手续也很顺利，调令一到我就开始办手续，人家就是带着档案就回来了，但是我把供应指标都带回来了，这个基本没人带。我们林场是国营林场，供应指标我都给带到宁波来。可惜这个供应指标带到宁波我没用到，因为后来发现一张证明就能解决问题，反正这里接收，那边放人就好了。我走的时候，知青走得已经很多了，我们是十八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在几个月前就病退了，有一个女孩子上山的时候脚崴了，回去之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连户口都不要了，直接嫁了一个农村户口的丈夫，等到大批人回来的时候才拿到户口。
我爱人是我回来以后，朋友介绍认识的，她当年是在本地下乡的。我们是自由恋爱，七八年，我是顶替母亲回来的，回来之后在五乡的机械厂做车床，我有个朋友的女朋友跟我爱人是一块下乡的，有一次他们带我爱人出来，我们见面就这样认识了，挺简单的。
我回来之后换了好几个单位，七八年十月份我回来，在五乡二轻机械厂工作，八二年五月二号我被调到邱隘锁厂，也是做车床。大概过了一年多时间，去到了生产科，专门做车床、刨床，礳床、线切割加工等这些精加工的定额工作，这个工作与奖金的分配有很大关系。到了八五年，我去办厂，二轻系统劳动服务公司的一个直属厂，现在的地点在江东交警大队旁边，我和厂长两个人办的。到了八八年，因为锁厂少一个管理供应销售的副厂长，相当于厂长助理，所以我又回到了锁厂，当时厂里有五百多人了，厂里的利润收入我是排在第二位的，那时候我一年已经收入大概二十几万了。我觉得我这个性格真是决定我的命运。销售这块接触人多，费用大，厂长总会问我这个月费用怎么这么大。一被约束，我就有点不太舒服，当时我们锁厂下面有两个分厂，我就跟厂长商量说厂长助理我不当了让我去当一分厂厂长吧。这样我就去当一分厂厂长。九一九二年金融危机，哪个企业都不好过，我原先办的那个自动化仪表厂里的一个人跟我说小厂厂长赚不了什么钱的，我听了之后想了想，就又重新回到了自动仪表厂。本来在那里很好的，收入也高，但后来为了面子、为了义气又去了锁厂。锁厂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每个月抽烟的。回来之后，在厂里做业务部经理，工作了大概四年，九六年我下岗了，我爱人跟我一个单位的，也下岗了，当时儿子在念中学，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下岗了之后我买了一辆出租车，一辆车十七万，开了六个月我就不开了，又办厂，到了二零零四年又关掉了，也没赚到什么钱。后来朋友多了，他们给我一些业务做做，我拿了业务之后就给别人做，每年也能赚个十几万，自己花也够了。我最遗憾的就是改制的时候没有把握住机会，但我想的也比较开，命里没有的东西苦苦追求也没有用，还好，其实钱多了也麻烦。我现在就领退休工资，有五千多。
我现在过起了退休生活。每天爬爬山，做做家务，带带小孙子。现在基本每天四点半起床走路，和一些也是东北回来的人约好，去公园里走走，走个一万多步，八公里左右，然后回家，回家和熟人打打电话，有时出去就和别人喝喝酒吃吃饭。我每天也挺充实的，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也在山上种了些地瓜，人家一岭地种了两百多斤，我们五岭地一百斤都没有。
我现在接触的宁波知青生活状况都还好，因为我们这些宁波知青都有退休工资，我们这些人几乎夫妻都有工作的，基本工资最低也有四千五六，基本上生活也够了。宁波知青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苦，我说实话吃苦是能吃的，就是不大愿意。普遍来说，宁波知青性格上基本很豪爽，跟北方人性格差不多，可能有受一点北方人的影响，我们这些人里耍滑的人很少。 五、“伟大”的情与义
和虎林关系好的有孙永琴、王世霞、宫慧敏，那时候经常去他们家吃饭，包饺子。我们一起干活，礼拜天去孙永琴家里吃饭，上山挖坑她有自行车，上山我自己去，下山给我带下来。今年还去看了孙永琴的母亲，现在还挺好，唠嗑唠得也挺好，也没怎么老。他们这些人豪爽，耍小心眼的少，说话算数，不像我们南方人，讲话拐弯抹角，跟我和得来，我直话直说，看不惯我就说，但是这样的性格也不好，只是不累，关系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这样的性格，到现在为止，交的朋友很多，跟我接触的人都知道我的性格。
我跟虎林林场的知青、老职工等等关系都很好，家里寄来包裹都是叫大家来的，包裹一到，我就让他们过来，酒让他们自己带，我来弄菜，像是南方的黄鱼干、虾皮干，至少一个月一次，别人的包裹可以吃半年，我的包裹三天大家就吃完了，有时候还会去县里买只鹅给大家吃。有些宁波其他地方的知青到林业局办事都是住在我这里的，我一个月的工资根本不够用，后来我每个月都到工会借二十块钱，每次发工资的时候扣去二十块又只剩二十块了。
别的人工资都会拿出一半寄回家里，我可能第一个月寄了二十块，后来就没有把钱寄回家了，都留给自己用，我如果觉得吃不惯，我就到大众饭店吃。我的朋友很多，有一次，他们三天之内就把我的粮食吃光了，我也很豪爽的，没有把钱当回事，花光就花光，无所谓的。我家里不需要我这笔钱，我走了之后家里还有四口人，姐姐当地下乡，当地就有粮食供应，她这方面没问题，我父母都有工作，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有七十几块钱，家里条件还可以，只是我母亲后来得了心脏病，天天哭，我一回来她才会开心，我一走她又开始哭。我如果半个月前告诉她我要走了，她这半个月就不好过，所以我都是买了火车票三天前告诉她。
我回访了三次，回访就去看看一些朋友，联络一下感情，以后岁数大了也走不动了，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其实也挺想念的，别人提出去东北，我是第一个赞成的，那边毕竟有许多兄弟姐妹，如果几年不见感情就会淡掉。前几天我听说林场有一个人在临安，我们几个开着车就去看他。我有个同学，下象棋下得很好，他儿子七号要结婚。所以六号的时候，东北的朋友过来了，我就陪他去溪口，七号早上又陪他去普陀山，晚上一起去参加婚礼，喝喝酒。到我这个地方来的有虎林的三个市长，我也招待的。反正从林场那边来的，哪怕不是林场里面的，是朋友打电话来的，我也照样接待。有时候，他们住几天我就陪几天，天天住在宾馆里，我爱人也管不了我。
六、“伟大”的评价与寄语
现在想起当年那些事情，其实也挺幼稚，当时思想不是很健康，认为反正回不来了，就无所谓了，有点“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意味，是破罐子破摔的感觉，反正干得好不好都没关系，只要不犯大错就没什么事。这还是跟“扎根一辈子”这个有关系，要是说只去一两年，我就得争取入党了，如果知道我们七年后就能回来，那大家的上进心就强了，就跟现在当兵一样，如果不提干，三五年之后就能回家了。后来从两个人走了以后，事情就有点改变了，浙江省落实了一个政策，就是一批既不是农业户口也不是居民户口的人，本来是不能参加支边的，结果政策一落实，我们林场就有三个去了，后来七五年的时候他们就宁波了。这样一来，有可以回家的迹象了，大家就动摇了，也有目标了，觉得自己也能回家了。所以政策对人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
这场运动其实很难评价，就因为城市人太多了，农村的知识水平太落后，一些有知识的青年就得下乡去，其实这个政策造成的人才浪费很多。像我们这群人如果没有这场运动，最起码我们可以上高中，就我们十八个人来说，也能有十一二个人上大学。我自己看来的话，这场运动对中国是场浪费，一个是人才的浪费，当时真是把一群人才给埋没了，像老三届他们，水平也挺高，但这些人都不能上大学，等这场运动结束了也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到领导岗位上去的。对我们国家来说，人才是断档了，人才严重空缺。实际上，我对于没有完成教育还是很遗憾的，连写封信都得考虑考虑，口述也弄不好，这些和当年没有接受正常教育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心也野了，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就不怎么读书了，就是天天斗老师，这个环境就是学也学不进的，两个派天天打架，社会风气也不适合念书。上山下乡运动还造成了资源浪费，一年一趟探亲假，火车都挤不过来，来来回回就会有很多浪费，这样一来，过年过节我们的压力就很大。
知青运动对我人生也有好处，本来是只井底之蛙，没有见识，走出去之后看的地方多了，知识也增多了，对吃苦这件事也不怕了。东北那时候干活确实很苦。对人生而言也是一种启蒙吧，到东北去，接触的人和当地的不一样，哪怕在来回的火车上也能接触全国各地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接触过，对我来说还挺受益的。本来一个小孩，什么都不知道，跟在母亲身边，就根本不懂社会，从东北回来之后对我们在宁波参加任何性质的工作都是有一定帮助的，在如何跟人相处这一点来说就很受益，你能和什么样性格的人配合，某个人可不可以深交，只要一看就知道了。艰苦生活过去之后人会忘记，但见识却是终身受用的，人生经历就相当于是积累经验。
你们年轻人的路还很长，对于你们这代人来说，不管在社会的哪里，诚信都是最重要的，现在社会竞争比较激烈，自己需要不断努力创造更好的成绩，人生出来之后不可能天天泡在蜜罐子里，吃点苦都会过去的，吃苦对于以后的工作是有一定帮助的，不管做什么工作，喜欢不喜欢，都要把它尽量做到最好，等以后有机会再换，最主要的是不能让别人瞧不起你，如果一个人在哪都做不好，这样的人生是失败的，所以对工作要多一点投入，学会脚踏实地。
本人是69年杭州知青第一批支边虎林的，在72年因独子“特照”就回杭了。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