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命运，一代担当 · 徐百放
口述者：徐百放整理者：陈寄茜时间：2017年10月22日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2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500\wps1.png
徐百放，浙江鄞县人，1956年7月出生。1972年6月支边到黑龙江省虎林县东风林场，197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回宁波，先后在鄞县及市区中学任教，2016年在宁波经贸学校退休。
一、无法逃避的命运 我支边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独自一人抚养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大妹妹比我小一岁，按年龄我们俩都得上山下乡，结果我去了黑龙江，妹妹就在本地插队。 我支边是在1972年，那时已经不是1968年年底毛主席发号召的时候了，红卫兵的热血已经有些不那么沸腾了。1968年1969年去的那几批真的有很多毛主席的铁杆，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被毛主席接见过，他们上山下乡是满腔热情的。到了后来，70年、71年、72年，老知青从外地回来，全社会都知道边疆生活非常艰苦。所以大多数家长感觉孩子去支边和发配充军差不多，他们担心子女真的要扎根边疆一辈子，用现在的话讲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但当时又不能像我现在这样说实话，一说出来就是反动。我们五乡公社（当时的乡镇叫人民公社）有个社会青年因为不愿意去大兴安岭，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被批斗游行。那样子，谁还敢说“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去！”这样的话呢？ 如果谁不肯上山下乡，会有人来做思想工作，就会有人到家里来动员你，还会给你父母，甚至亲戚办学习班，各单位领导一起做工作，就这样子全面包围，你去也得去，不去也不得去。与其你心不甘情不愿的去，还不如爽快的去，也光荣嘛！所以说，我们尽管是自愿报名去的，其实是无奈的。大家都知道那个边疆很艰苦，谁都不愿意去，但就算你抵制也是无用的。 我不是老三届，老三届是指1966、1967和1968年这三年里高中、初中毕业的学生，实际上这一跨度有六年，最大的老三届现在都七十多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我才小学三年级，我在文革前受过三年正规教育，四年级，学校里年轻的老师开始造反，校长、教导主任挨批斗。小学毕业（我们根本就没有毕业文凭），赶上复课闹革命，于是就上了初中。我们那个时候的初中是乱来的，读了一年半，到1971年的元月就叫我们毕业了。我们级同学是两个年级合并的，也就是68届和69届两届小学生合成一个年级，读一年半初中就算毕业了。1971年元月，鄞县有很多初中开始办附属高中，五乡中学也是其中之一。五个公社办了一个高中班，那年春天，我们年级就有同学上了高中。上高中的标准不看学习成绩，要看是否根正苗红，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就会占优势，革委会成员子女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里面有学习好的，也有学习差的。
二、我们的去向 当时上山下乡的规划大概到1980年，看家中有几个适龄就业人口。我家四个子女划了三个，所以三人中只能有一个能留在母亲身边。作为一个男生，当然要自觉了，我肯定得支边。 1971年一起毕业的同学，有一部分去了东钱湖边上的梅湖农场，另一部分去了亚布力林业局，这两拨人年龄都比我们大。我们这批人年龄较小，不到十六周岁，又没有高中可读，学校采取了比较人性化的办法，允许我们二十多个人又读了一年，跟着下一年级一起读初二。上半年的课程我们一模一样学过了，下半年的课程没有学过，所以我们一共在初中呆了两年半，但实际学的只有两年的课程。1972年元月我离开学校后，只有到黑龙江省虎林县林业一个去向，我们就这样地支边了。 我们自己准备了一些日用品和内外的衣服，知道东北寒冷，条件好的带毛衣，条件差的就带绒衣，这些都是要自己买的。临走之前，鄞县革命生产领导小组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一件棉袄和一条棉裤。 六月五号早上，我们乘汽车离开五乡，家长亲友以及同学都来送行。五乡到火车南站有三十里路，有同学骑着自行车追着来送。 五号上午火车从宁波发车，到虎林已经是十号凌晨。虎林火车站旁有一个迎春林业局招待所，我们在那休息了几个小时。我们刚到那儿的时候很兴奋，六月份屋里头还有暖气，我们还不习惯，里面闷闷的感觉头晕乎乎的。天还没亮，我们就出来在大街上逛。早上两点多天就亮了，天气还是挺冷的，我记得那天早上有一辆大车从马路上经过，我们几个调皮的男生喊道“我们上去坐坐！”然后我们就跳上了车，坐到东头又从那里走回西头，那是我们第一次坐马车。
三、我所在的林场 吃完早饭，我们被分到各个林场去了。那一批我们鄞县去了两百人，其中一半划分到虎林林业科，另外一半就划分到迎春林业局。迎春林业局在虎林县境内，是黑龙江省森工局管辖的，是企业单位，以采伐为主。去迎春林业局的知青是姜山、鄞江、望春等公社的。虎林林业科属牡丹江地区营林局管辖，是地方国营企业，以造林为主。分到这里的是五乡、邱隘、莫枝、横溪这四个公社的。我们五乡的平均年龄是最小，其中四人未满十六周岁，我们被优待分配在了县城旁边的东风林场。 东风林场有两个大门，一个在第一排与第二排房子之间，一个在第二排与第三排房子之间，四周是用绿化带围成的篱笆。南边北边有属于林场的约两百亩地。林场的东边是一块生产队的农田，农田的东边就是县城的西边，林场距县城也就五百米左右。林场与农田之间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河上架着一座木桥，过了那座桥就是我们林场。 林场的平面南北窄，东西宽。整个结构由东向西布局。第一排房子的东面是打场用的场院，场院里建了一个篮球场，一举两得。第一排房子大概有十间屋子，南边的三间是办公室，中间两间是活动室兼会议室，放着一个乒乓球台。往北是伙房，伙房北边是三间宿舍。这排房子是林场最好的房子，砖坯混合的墙，基础上面砌了两尺高的砖，上面再垒土坯，房顶上盖了水泥瓦。第一排房子与第二排房子之间是一个院子，有三间屋子，放置了几台木材加工、金属加工的机器，这个房子是砖墙草顶屋。车间的北面有一个过道，过道的北边是木材加工棚，里面放了两台圆盘锯，院子里堆放着待加工的原木及加工好的木材。第二排房子与第三排房子的距离最小，第三排房子是典型的土坯房，共六间，位置偏向北边围墙。南边两间做木工房，北边四间做宿舍。我就住在紧挨木工房的第三间屋子里。第四排房子在场部的最西边，由三间大车棚和四间仓库组成，仓库照例是土坯草顶房。这排房子与南边的马号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倒写的“L”。整个建筑群就马号是朝南的，其它房子都是朝东的，真奇怪!从第二排与第三排房子之间的大门进来，第三排房子的南山墙前有一口水井，井不太深，水质倒不错，这口井可以说是林场片的生活中心，家家户户都要到这里来挑水。马号的东山墙与第三排土坯房的南墙基本在一条直线上，而井台与马号之间还有七八米间距，可以让车马进出，这样最后一个院子又有些院中院的味道。 林场的两百亩地，约有四分之一用作苗圃。给老职工一人一垄做自留地，一垄有好几百米长，上半段种蔬菜，下半段种大豆玉米，要抽烟的还会种几颗黄烟。除此之外，部分土地让家属队种玉米、大豆、麦子。收上来以后，一个是喂牲口，另一个就是补充粮食。冬天上去伐木的时候，每人上交40斤定粮肯定不够，平均每人每月差不多要吃六十斤。 东风林场西边是小四队和农科所，再加上三个单位的家属宿舍，形成一个规模不大不小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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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林场的日子里
林场的工作一年四季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四五月份)开始栽树，树种有落叶松、樟子松、红松等，树苗大约筷子那么长。头一年先要挖坑整地，按照间距把坑一个一个挖出来，这个坑直径六十公分，一铁锹深，把草皮子扣下去，再把土块打碎了。第二年春天开化解冻的时候，一铁锹插下去，把树苗插在中间，然后用脚踩结实。我们林场还有一个名字叫虎林苗圃，春夏秋三季还要培育树苗，进行播种、除虫、浇水、除草等；夏秋季节还要抚育新栽下去的幼树，拿着镰刀把幼树旁边长出的小草、小灌木都割掉，让幼树得到光照。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进行挖坑整地，为明年栽树做准备。冬天就进行次生林改造，把那些经济效益差的树林给砍伐掉，以便来年栽植松树。现在回去一看，虎林四周那些粗大的松树都是我们当年栽种的。
偶尔也要做一些农活。记得我们第一次割麦子，真是累得够呛。初中时到生产队割过稻子，却没有割过麦子。其实割稻子要比割麦子辛苦，因为是在水里。但是那时候大家你追我赶的都要当英雄，拼命地割，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说实在话，我们林场条件还真不算错，有篮球场，有乒乓球台，工余时间可以打打球。我们这批人虽然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都各有特长。有个同学，他在体育技能很全面，球类田径样样精通，经常参加各种比赛。五乡中学还组织过足球队，我们中间好几个同学是足球队队员，当时我们学校的足球队还代表宁波地区直接参加省里比赛呢！还有两位同学象棋下得很好，代表虎林县里参加牡丹江地区的比赛，多次获得团体佳绩，以及个人冠亚军，可以说是相当了不起。那时虽然是文革期间，但整个牡丹江地区很重视文体活动，我印象当中，县里每年都搞田径比赛和篮球比赛，县里比完再派团参加地区的比赛。文艺活动也搞得很活跃。这给有文体特长的青年提供展示的平台，也使我们的业余生活不那么乏味。
林业科下属各林场都比较正规，领导多数是转业干部（开发北大荒的十万官兵），可以说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平时都不怎么管你，但是整个单位风气很正，他们带出来的人也都是踏踏实实的。无论是老职工还是年轻职工都很好。在这样的单位里，我们除了工作、玩儿之外，虽然偶尔也会干点小坏事，但也只是年轻时候的淘气，没什么坏心思。我们和本地的青年打过架，自己内部也会打架，毕竟年轻气盛嘛，当然并未打出严重伤害。
我们第一年是32块钱一个月工资，后来升了一级，有37块了，如果是三级工就能拿43块。黑龙江各地工资差别很大。大兴安岭那边的工资高，他们有地区补贴，一个月有六七十块钱。农场的好多年一直是32块，直到返城前才加到36块，但他们福利很好，衣服鞋帽都有发；吃的好，基本上吃白面，副食也丰富。我们就不行了，我们这边四十斤的定粮，其中有九斤细粮（一斤大米，八斤白面），其余的都是粗粮，玉米面、小米等。
五、回家的艰辛
我们待遇里面有一条是未婚青年一年有一次探亲假。按规定到家以后能住十二天，再加上来回的路程，一共是二十天，倘若超过二十天就要扣工资。我们大都年年超假，也不计较扣发工资，林场与我们约定俗成，相安无事。也有个别开几天病假的，和领导说说好话，偶尔也能捡点便宜。我们第一年的春节没回家，因为规定工作满一年才能享受探亲假，我们是六月份去的，过年时还未满一年，所以不能回家。73年6月我们第一次探亲，七月份返回虎林。到冬季伐木结束，74年初我们就探第二次家了。因为伐木之后没有什么工作，呆在那边也没用，不影响生产，两全其美。
后来，我们基本上每年在农历二十三四小年夜的时候回家探亲。现在的年轻人老抱怨坐火车回老家要多久，多辛苦，我告诉他们，我们当年从虎林回宁波要四天四夜。有两种走法，一种从虎林坐慢车到牡丹江，换牡丹江到北京的快车，在天津下车后换一个车站，转坐从北京到上海的快车，到了上海以后要么坐慢车，要么坐轮船回宁波，实打实的四天四夜。另一种走法，从虎林出发，坐二十四小时的慢车到哈尔滨，当时有一趟叫56次的直快，被叫作强盗车，因为车上全都是知青，上去以后是不讲理的。我们到哈尔滨时，那趟列车刚好在半小时前就已经出发了，所以签完票还要在哈尔滨呆上二十三个小时，第二天傍晚才能坐上火车去上海。车上挤满了人，我们又没有座位，每年回家都是上车后由一人看管行李，其他人赶紧一个挨一个地去找座位，“同志，你在哪下车？”能问到在山海关、天津等地下车的都算很不错了，然后就在旁边等着他下车，一个一个解决座位问题。因为快车每个县城都会停，一般情况下，要到了徐州才会有座位，那么已经三十六个小时过去了。回一趟家真不容易，能掉好几斤肉，有时候会站得脚都肿了。
六、决定要高考
说是知识青年，我们并没有多少知识，我们读了三年小学就文化大革命了，文革期间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其实都是在胡闹，跳忠字舞，读毛主席语录等。上了初中，像我这样读了两年半，其实也没有真正学到什么知识，学的只是皮毛。我们那时候的课本现在拿出来都是文物，数学题前面还有一段毛主席语录!
北京上海等地知青消息比较灵通，有得知高考这个消息提前复习的，大多数知青是不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参加高考，我主要是想换一个工作环境，想离开林场，能够返城。这是一种强大动力。讲到返城，很多知青的返城史可以说是一本血泪史，有人甚至是出卖了肉体或灵魂的，这是从整个知青史上来说的，我们的情况没那么严重。东风林场18名知青，其中一人只呆了半年，因为他去的时候就有慢性肝炎，所以试用期半年后就病退了。74年有两个同学去参军，在部队里入了党，退伍回到宁波，分配在宁波地区物资局工作。接着三名非供应户经过多方争取，回到了家乡。还有几个家里有一点门路，想方设法把他们调了回来。甚至有人甘愿离职，回到老家农村务农。我想回家，可是没有门路。我又不想当兵，不过即使想当也不一定能当成。因为我家比较困难，在林场工作每个月可以省下二十块钱贴补家用，如果我去当兵就没办法给家中寄钱了。战士的生活津贴都不够自己用。所以当我听到高考的消息时，我就想去试一试，我在五乡中学上初中是年级成绩最好的，门门课程都优秀。而且高考有政策，五年以上工龄可以带工资上大学，并且工龄照算。1977年年底我已经满五年工龄了。
1977年十一大开完了，县委组织十一大精神宣传队，林业科派我去参加。大概九月份去的，十一月份听到可以高考了，我就回来报名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1978年5月宣传队工作结束了，我又报了名。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理科不行，但文科还不错，小时候曾经看过上千本“小人书”，也算是小有积累。然后就试着去考文科。我把妹妹的历史地理课本从宁波带了过去。政治方面宣传十一大过程中有了一点基础，我们工作队的王队长（虎林县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送我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党史问答，厚厚的一本。我的语文基础好，数学不行，打算78年先试试，因此我做好了三年高考的准备。第一年试试看能考成什么样子，不气馁；第二年继续考，但要转科，不考文科考理科。虽然我的理科基础差，但我知道自己也能学得好。没想到我顺利通过了初试。叶主任从林业科开会回来说，你初试通过了，科长在会上讲，要给你大力支持。我向叶主任请了一个月事假，不要工资，免得他为难。之后，我在虎林青年孙永琴的帮助下，到虎林二中旁听复习。
齐师院78级中文系两个班，72名学生，60名男生，12名女生中还有两个已婚。等到1979年新生入学的时候，一下子来了很多学妹，还有对我放电的，但是我立场很坚定。1979年开始知青大返城，有的老知青干脆退学回城了，有海外关系的直接出国了。所以班级里的人有所减少。学校也不浪费教学资源，之后就进来了几名师专或中师毕业的代培生，和我们一同学习。
1981年底，教育部开了一个大学生就业调配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提出，知青已经大返城，那些上大学的知青该怎么办，尤其是那些老三届，要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所以会议决定给全国大学生调配，因为当时各地都缺人，哪儿都需要。那时候大学生比现在的研究生还宝贵，1977年全国招28万，1978年招四十万，1979年招27万，这就是新三级，恢复高考后最新的三个年级，全国一共才招95万人。
我回宁波以后就在鄞县和市区教书，一直在学校里头。所以说我这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一个是育苗，一个是育人。原来是本义的园丁，专门培育树木，后来是比喻义的园丁，改行教育学生，从真园丁变成了假园丁！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2-21 13:58 编辑
七、艰苦岁月的情谊
我们离开东风林场有三四十年了，但是与当年朋友们的友谊到现在还保持着，主要是我们这群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一起玩儿，大家岁数差不多，也玩得来。前十年联系比较少，那时候还年轻刚成家立业，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后来交通通信发达了，经济条件也慢慢好起来了，联系也就紧密了。我们无论是和老干部老职工，还是和当地青年，甚至是比我们小的林业子弟关系都很好。当时物质贫乏，我们贪吃嘴馋，到他们家里偶尔可以打打牙祭，吃点好吃的；我们回老家也会在上海给她们带一些时髦的衣物等，尤其是女生和女生之间。我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们的寝室就像是文化交流的驿站。
我们同虎林老朋友交往很频繁。最早是85年的时候，有个朋友带着全家来宁波。虎林医院检查说他儿子心脏不好，于是到北京去检查，北京大医院检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一听儿子心脏没问题，高兴坏了，带着老婆、儿子和闺女跑宁波看哥们来了。后来就有很多朋友陆续过来玩，我们之间的交流就更密切了。这边也有趁出差之便回去看看的。2006年夏天，三个知青回虎林，约我一起去，我没有参加。我是2007年春节，带着儿子第一次回虎林。那一年雪下得特别厚，开着越野车去石青山，山坡上柞木挺拔，阳光照耀着非常美丽。我儿子说：“老爸，你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到这么浪漫的地方来了”。看来艰苦生活，对于年轻人来说确实难以体会。
第二次回虎林是2012年6月，是我们支边四十周年。我们十个人一起回去的。在那边的时候想回家，回来了以后就记挂着那边，尤其是人老了，想到我们把青春的岁月留在那里，回去看看也算是对青春的纪念。我们在那边受过人家的好，不仅我们这些朋友待我们很好，他们的家长也待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似的。受人家的好要是永远记在心里的。有时候他们请我们吃饭，就像对待贵客一样，整桌都是好吃的。你要想当时的物资是多么贫乏，买东西都是要凭票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一顿饭是要记一辈子的。所以，我们回访的时候都会去看看这些老干部老职工老朋友。
人要到艰苦的环境当中去锻炼，无论是在黑龙江还是在浙江，要能够享得起福，吃得起苦，光会享福的人没有出息。黑龙江的经历，最让我感激的是我们林场那边的人。那里的人都很正气、很正直、很义气！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我们才不会去做坏事。人难免会犯点小错误，但至少不会变成一个太坏的人。再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大家都讲义气，那么你也就会变成一个慷慨的人、仁义的人。我刚回到南方时，反而感觉和南方人的相处有点隔膜，这算是环境对我性格的一种塑造吧。
八、学习贵在坚持
我很庆幸我一直没有扔掉书本。小学的时候赶上文革，后三年连学校都没有怎么去，长时间呆在家里，顶多算上了四年半小学，上了两年半的初中，加起来一共七年，接着当了七年工人，然后考上了大学。小学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成套的连环画，我都看过。到了黑龙江以后我向孙永琴她们借书看，只要她们有看的，我就有看的。孙永琴的哥哥是虎林图书馆管理员，她能偷偷地借出书来。文革时期走红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就不用说了。我还自己买书看，鲁迅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毛泽东选集》1——5卷，甚至《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都看，即使看不懂，还是坚持看。当别人打扑克的时候，我就在旁边随便拿本书看看。还在诸暨人周老师那里借读过《唐诗选》，读到了《琵琶行》、《蜀道难》。我还订阅《红旗》杂志等刊物，林场的各种报纸刊我都看。
我要感谢虎林二中，感谢教语文的梁老师，感谢教地理的何老师，尤其要感谢教政治和历史的邵老师。邵老师是宁波人（直到上大学后我才知道），他把自己的讲义借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本，我抄了好几十页。边抄边记边理解，然后反复记忆，所以在短时间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按照邵老师历史提纲的做法，根据高考复习大纲，自己列了一份地理提纲。记得当时高考我考了320分，其中数学是10分，地理最好有87分。数学我考了半个小时就出考场了，因为后面的题目我都看不懂，只做了第一大题的1、2小题，我至今清楚的记得，第一题是求水泥电线杆钢筋混凝土的体积，第二题是因式分解。
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说到对知青运动的看法，我觉得这是老人家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有更好的解决就业办法的话，他就不会出此下策。总的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过去是计划经济，你读书也好，工作也好，国家计划你怎么办，你就在他的计划之内。现在是市场经济，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比如上大学可以选择出国，也可以选择不出国。在以前，出国你想都不用想，有海外关系可不是好事情，有海外关系的人都深深潜伏着，不敢张扬。
现在十九大提出新时代，虽然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个新时代，但是对这一次的新时代我感到很有希望。五年前我也不是很有信心，对中国梦也有过困惑，当过知青的人不应该光做梦，得脚踏实地。经过这五年“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不断强大，科研实力不断壮大，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把儿子从美国叫回来。
年轻人有担当，我们的国家才有前途，才有希望。之前有些人说八零后不行，后来又说九零后不行，但我觉得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甚至一零后，他们都行！八零后已经做出了成绩，九零后正在成长，这都有目共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只要我们跟着时代潮流，不断地学习，就会不断地进步。学习是第一位的，否则就会被世界淘汰。 我是69年3月8日杭州知青第一批到虎林的，而后是第二年又去了一批，真不知道72年还有宁波去虎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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