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远方去 · 白鹰
口述者：白鹰整理者：帅婷婷时间：2016年4月9日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2教室白鹰（1954－），1970年支边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工作，1978年3月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系，1982年2月本科毕业分配回宁波。曾在宁波市师范学校任教，任校长。2002年起在宁波广播电视大学任教，历任党办副主任兼工会副主席，学生处副处长，老年教育中心负责人等。现为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会员。曾获得宁波市学校艺术教育“晨风奖”，宁波市高校“育人奖”，宁波市教育局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一、到大兴安岭去支边 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1970年，我在宁波九中初中毕业时,面临“下乡”还是“上山”的抉择。学校班主任通知我定为下乡支农，我班四十几个人定支农一档的有四人。几天后，我偶然得知也可“上山”去的消息，说是初中毕业生可以自愿到街道报名去大兴安岭支边，当林业工人，按月拿工资。那时初中教育还很不正规，不少人小学毕业就不读了，所以后来去大兴安岭的以这批青年为主，读过初中的只是其中的小部分。记得那还是我在开明街口的大字报栏看到的，张贴着“欢迎宁波知青参加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标语和情况简介。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父亲在人丰布厂因属“当权派”而挨斗“靠边站”。母亲在三官堂的市级机关“斗批改干校”边劳动，边被造反派批斗，平时也不让回家了。但我还是设法告诉了他们要报名去大兴安岭支边的想法，他们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又来通知，说是“支农已取消，大家都可去浙江建设兵团了”。其实班级里我的成绩算好的，当时很想升读高中，但全班只有两名读高中名额，定给班里两个个子最小的男生了，而我一开始连去农业兵团的资格也没有，心里还真不是个滋味。现在我大兴安岭的名已报好，干脆去远一点，就到大兴安岭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北部边疆去。 那时七十年代初，宁波市区及镇海、鄞县、余姚、奉化等县的知青到大兴安岭支边的约有三、四千人，先后去了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漠河县、阿木尔区、松岭区、塔河区等地，是分期分批去的，而我去的那批，应该是第二批。1970年12月4日是我奔赴大兴安岭的日子，也是我十七岁第一次远离家乡的时刻，那天南火车站红旗招展，长长的专列载了八百多名知青，告别亲人，一路向北，整整五天五夜，最后到了我国铁路最北端的樟岭站。一脸倦容的知青们面对一派白雪皑皑的银色世界和莽莽森林，不时发出了阵阵赞叹！
二、令人难忘的民兵连 我们这批宁波知青出发前就已分成四个连队，到樟岭站下火车时，马上由铁道兵部队来接管，说是经过部队与地方上的领导商定好的。12月的时节，已是零下二十几度。解放军们开着一辆辆缠着防滑链的解放牌汽车来迎接我们，各连队就这样沿着部队前期修建的简易公路摆开了“战场”，各自去了部队给我们安好营帐的驻地。我们到大兴安岭后的第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是在解放军的带领下，在号称高寒禁区的原始森林里修建一条樟岭至西林吉（漠河县）的铁路，这样就可让祖国北部边疆的铁路线再往北延伸约一百公里。 我所在的是大兴安岭8699部队民兵28连，共216人，男女各一半。分成四个排，每排四个班，共十六个班，另加连部下属的勤杂班和后勤炊事班。我连先是驻在樟岭的5公里处，与公路对面的解放军14连营房相隔不远。只是我们开始是住大帐篷，一个排五十来人住在一个帐篷里，十分拥挤，中间是走道，左右分上下两层的通铺板床。晚上照明点蜡烛。为御寒取暖，我们要轮流值班在帐篷外的炉膛里不时添加干木头烧“地火龙”。那是一条与室外炉膛连接的在帐篷内的地上砌着的砖土大烟囱，充满热烘烘的烟雾在地火龙中绕铺下一大圈后再通向室外排烟，取暖效果还真不错。
从宁波出发时我是四班的副班长。到那儿后，由解放军来当连长、指导员及排长、班长了，原来宣布的知青排长改当副排长，班长也都改当副班长，这样我自然成了一排四班的普通一兵。陈班副年长我三岁，对我十分关心，我俩铺位挨着，常在一起用餐、聊天。不过不到一个月，我被连部选定当了文书，这样就搬到连部去住了。 全连经过一段时间的军训、学习和生活安顿后进入了正式施工。解放军带领大家在5公里标段区进行“打竖井”的作业，要求大家用钢钎、大锤在冰冻的山坡上打好炮眼，用炸药爆破后，再清理土石方往下挖，最后挖成一个个有一定间隔距离的五、六米深的竖井，说是为部队后续统一的大拉沟总爆破作准备。我任文书是内勤岗位，工作不重，只是整天要守在连部值班，接听电话什么的，实在有些乏味。看到大伙儿都在山坡上热火朝天地施工，我呆不住了，就向连领导提出上工地锻炼的请求。指导员很关心和理解我，既做我的思想工作，同时也考虑了我的愿望，后来上级来了举办统计员培训班的通知，就让我去樟岭的团部招待所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统计业务培训，回来后就让我兼任了统计员。这样我就名正言顺地经常跟着连长去施工现场了，感受工地上那种劈山开路的热腾气氛，逐步熟悉和掌握了路基土石方的施工要求及统计业务，也与各班的知青们很快熟悉了。我身兼两职虽说忙了些，但信心满满，精神舒畅，精力也充沛，像一些整理文档、抄写名册、挑水打饭、搞室内卫生等事情我还继续做，而连部的日常值班就更多有劳通信员小虞与卫生员小施了。解放军连长、指导员为人正直，可亲可敬，对我们知青关爱有加。次年四月，我第一批入团，我真切地感受到民兵连集体生活的那种特殊温暖。 过了两个月左右，解放军班长先回了部队，由我们知青担任正副班长了。4月开春时，5公里处的施工任务圆满完成，全连开拔转移到23公里重新安家，更名为3006部队民兵7连。那时我们已经可以两个班住一个帐篷了，一班一半，中间用板隔开，两头开门，各自进出，大家也都改睡单层通铺，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我连新的施工任务是在23公里标段处修挖约三公里的路堑，那是一半开山刷坡，一半用挖下来的土石方回填路堑。当时我们施工的主要工具有铁锹、镐头、小推车、土篮、钢钎、大锤、炸药、雷管、导火索，其中一些男生要负责安全无误的点火爆破，那是施工中最紧张、最兴奋的关键工序，考验着爆破手们的大胆、细心和责任心。当然像抡大锤，把钢钎，点火爆破等技术活我也经常参与其中，并一一熟练掌握。此时的我除了统计业务，还能协助连长初步指导全连的现场施工了。 到了第二年的9月左右，我们胜利完成了23公里处的铁路路堑修建任务。与我们同批去的四个民兵连也同时归属阿木尔区了，其中长缨公社一个连，工程处一个连，阿木尔公社两个连。我所在的叫阿木尔公社五连。上级也派了地方干部来担任我连的领导，先来了女的田副连长和刘副连长，后陆续来了姜指导员、岳副指导员、侯事务长等，解放军在完成交接任务后回部队了。令人难忘的近一年民兵连生活虽然结束了，但崔指导员、王连长、徐排长、陈排长等解放军指战员的身先垂范、谆谆教导，以及他们一个个生动鲜活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留在了全连知青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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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艰苦生活的苦与乐
我连所在的阿木尔区阿木尔公社，实际上也是阿木尔林业局的阿木尔林场，当时为政企合一的建制。各区县归大兴安岭地区管辖，地区隶属黑龙江省。地区所在地在加格达奇，从樟岭坐火车去加格达奇要十二个小时。阿木尔区其实离著名的漠河县很近了，往西北方向不到五十公里。听说现在阿木尔区的建制已撤销，只叫阿木尔林业局了，地方行政都归了漠河县。
当年整个阿木尔区的知青主要来自浙江省，其中有嘉兴的、绍兴的、宁波的、温州的，只有个别连队来自上海、哈尔滨。知青总数大概在五、六千，遍布在长缨、阿木尔、图强、老潮河四个公社和区直各单位。
我们去大兴安岭之前，那里除了铁道兵，就没有其他人了，正可谓原始森林，渺无人烟。但大兴安岭是美丽的，那里有苍翠挺拔、怀抱不及的樟子松，粗细匀称、材质坚硬的落叶松，还有密密的白桦林，漫山的红杜鹃，潺潺的阿木尔河，遍地的野蓝莓果。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初到头几年的那段最艰苦的日子……
首先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们虽然有一年一次探亲假，来回给假约三十天，路费报销，工资照发。但从宁波到阿木尔，最快也要三天四夜，分别要在上海、天津、齐齐哈尔转三次火车，而且转车要顺利，只要能签到票就上车，有没有座位也就不管了。记得每次回去时，我的随身行李就有五件，往往是前后肩背两个包，手拎两个包，肩上再斜挎一个包。其中一个大包里装着十来位知青家长托带的东西。前两年的探亲假结束回到樟岭都是晚上，下火车后还有五十公里的山路，当晚很难遇到能捎我们回去的汽车，一般只好到车站旁边小招待所的大通铺上挤着住下，第二天再各自去找便车，听说运气差的在樟岭一等就好几天。记得有年冬天我从宁波探亲后回到樟岭，已是午夜时分了，天寒地冻，黑乎乎的一片，我们十几个互不相识的知青意外看到一辆卡车亮着灯停在路边，立刻跑了过去，也不管这车是不是阿木尔的，大包小包往车上一扔，爬上去再说。后来司机来了说：“我不是来拉人的，是来拉货的，你们都快给我下去！”我们好不容易上了车，谁也不肯下，司机一看劝说不成，就驾起车在野外雪地上飞快地胡兜了好一阵，想把我们给冻下去，没想到我们不顾寒冷，咬着牙挺着，谁也不下，最后这位司机心软了，向领导报告后连夜把我们拉了回来。当时我庆幸碰到了阿木尔的车，心里却默默地想着：“等火车通了就好了，可以直接坐火车到阿木尔了……”
我连到区机关所在地的阿木尔镇还算近，也就五里地。到了第三年，区里开通了阿木尔到樟岭的定时班车，一辆漂亮的大客车每天下午三点从区机修厂发车去樟岭，途径长缨公社，沿途可招手上车，晚上再把下火车的知青们接回来。司机姓王，人也随和，我们都亲切地叫他“王大客”。一直到了1974年，樟岭至西林吉的火车终于正式通车，真是苦尽甜来了。阿木尔车站叫“劲涛”，每当我们在劲涛站直接买好票坐上火车回家或出差，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再就是大兴安岭的冬天确实冷，一般10月份就进入冬季，来年的4月冰雪才开始慢慢融化，记得有一年的5月1日还下了一场很大的鹅毛大雪，寒冬腊月最冷时可达零下四十多度。虽然我们南方人身上穿着棉袄棉裤，外加发的皮大衣能够御寒，但就是一双脚常冻得够呛。小青年有脚汗，遇冻后穿的棉胶鞋里面就会结冰，鞋里有毡垫也不顶事，因此脚常被冻得生疼难忍。遇到坐卡车去较远的野外施工，那就要咬牙硬挺了。记得有一次施工回来时，我们的车子遇到冒着水的冰河，打滑开不出来了，大家只好下车趟水走回驻地，鞋子湿透，寒冷刺骨，好在那时已是3月，脚总算没被冻伤。奇怪的是，那里这么冷的天，我们都不长冻疮，有的人一回到宁波来就长冻疮，到那里就好了，这也真是奇了。
再说说吃的，由于高寒，运进去的白菜、卷心菜都冻了，冻菜的味道很差，有股怪怪的气味，用开水焯后再炒稍好一些，但还是不好吃。我们平时就吃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和冻白菜，要么是冻白菜豆腐汤，要么是炒冻白菜，这是最艰苦的。如果哪天食堂炒暖菜，算是改善生活了。暖菜是指没有冻过的白菜，是用火车的保暖车厢拉进去的，运到以后马上转放到地窖里，地窖里头有专人打理，一直生着火，让菜尽量保鲜，当然要经常翻菜检查，有点烂的菜叶就剥掉，暖菜的成本比较高，数量也少，记得当时只要听说食堂在做暖菜了，大家都有一种欢欣鼓舞的感觉。那时的常年菜还有海带和黄豆，再就是有一些土豆、豆腐。当然有时肉也吃，但是肉很少，实在想吃了就自己去商店买猪肉罐头，两元来钱一个，算是奢侈了，只能偶尔为之。我们南方人主食喜欢吃大米，但一个月就两斤，面食好像是八斤，其它的都是高粱米和玉米面，或者是玉米碴子了。那个时候发大米票和细粮票，有些人馋得在月初就把两斤大米票给吃光了，当别人匀着吃大米饭时他就没得吃了。我在吃的方面适应还算快，对高粱米饭、玉米饭、玉米碴子粥都还喜欢，就是不太喜欢吃馒头和玉米面做的窝窝头，记得馒头我还是十来年后才慢慢喜欢的。
那时的宁波北火车站可以办理零担托运，运费比邮局的邮寄费便宜了许多，10公斤的包裹运费好像是一元六。不少知青都让家里托运包裹，主要是寄大米、咸肉、咸鱼、菜干之类的副食品。不过取包裹要去樟岭火车站，不便的交通往往也让大家望而怯步。
我工作后，每月寄回家三十元。后来按照父母意见，改寄山东奶奶家，他们的钱就不寄山东了，这样可省下一笔汇款费。两年后，我那个乖巧可爱的小妹妹身体出了问题，从小学六年级起就一直休学看病，几年下来家里花费很大，这样我的按月汇款也算是尽了做哥哥的一份力了。她在上海住院治疗期间，还亲笔给我来信问候，稚嫩的笔迹中表达了她与病魔抗争的坚强决心。只是她得的是在当时很难治愈的“红斑狼疮”，最终还是治不好，15岁时就匆匆离开了人世。好在那时我恰好探亲在宁波，在家里和医院陪了她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
四、当副连长后的一段往事
1972年2月，我与另一名原任副排长的女知青一起当了连队的副连长，我分管施工生产，她分管生活后勤，由包指导员主持连队工作（连长半年后到岗），原来的几位连领导也相继调离了。
开始我们继续实行了一段民兵连时的那种半军事化管理。早上要集体出操，晚上要集中点个名，讲个话什么的。我还组织有兴趣的几十个知青晚上学习初中课本中的文化知识，记得上过两三次数学课。可后来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顺其自然。毕竟连队已归属地方，大家只要能按时出工、按点收工，干活出力，完成任务就行了。此时的另一个变化是，将原先以班为单位一起打饭打菜，菜定量，饭管够，每月按照统一标准扣除伙食费后再发工资，改为每人工资全额发，自已兑换饭菜票去食堂买饭菜了，这样一来，男知青倒无所谓，女知青却很是欢迎。
连队生活中的文体活动大家还是蛮感兴趣的，平整的操场上有我们自制的篮球架、单双杠、吊环、秋千等土器械，平时活动锻炼的人还不少，尤其是篮球比赛比较吸引大家的眼球。夏天的夜间很凉爽，有时区电影队来公社放露天电影，我们还想着披上件棉袄。记得第三年夏天的一个天气很热的中午，我们十几个男知青相约去不远的阿木尔河游泳。从岸边到对面河中的沙岛只有四十来米，一开始我们兴致勃勃的下水游了起来。不料河水竟然冰冷刺骨，浑身发麻，游到对岸时已个个心惊胆战。原来阿木尔的河流底部夏天也是结着冰的，但一般看不清，我们也没防备，这样往回游时大家只能是咬紧牙关了，所幸那次没出大事，后来也没再见人游泳了。我在大兴安岭八年，也就游了这么一次泳，至今还让我谈泳色变。
我们连队的生产施工任务由公社按月下达。主要承担修建运材公路，修建储木场，也上山采伐，抬运大木头，采运片石、沙子，造大白块家属房等施工任务。记得当时我们的集体宿舍还是住帐篷，可后来也慢慢发展起来了，区里逐步有了像模像样的商店，医院，学校，招待所，电影院等，公社的一些基础设施也有了改变。当然，我们林区工人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有计划地进行冬季伐木。采伐可是个技术活，一般是用油锯作业，油锯是要定专人使用的，叫油锯手。不过那时我们连队还没有油锯，但几乎人人都会使用手工的单人锯或双人锯，虽然伐木不如油锯快，但好学、轻便，就是伐木的速度慢，比较累。我们在伐到树快要倒的时候，得按规矩以树倒的方向喊出响亮、准确的“顺山倒……”，“迎山倒……”，“横山倒……”等号子。这是一条安全措施，你必须喊。因为树木什么时候倒，你知道，而旁边采伐或抬木头的人不知道。你喊上一声大家都知道哪个方向树要倒了，该避让就避让了。树放倒后，要用斧头砍去枝杈，然后按每根原木4米的标准长度，一根根的截好，四人或两人一根抬到便于装车的路旁集中，再由人工装车，用专用汽车通过运材公路装运到公社的储木场归楞储备，每个林场都有一个储木场，堆放原木的楞场就像一座座小山一样，很是气派。最后是按订单计划由工人操作吊装机械，将原木装上火车进行铁路运输了。每当看着满载木材的火车经过我们修建的铁路驶向远方时，就会自豪地感到：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了！
我分管全连的施工生产，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上级任务，也没出过什么差错，上级领导对我连及我的工作还是蛮满意的。常有一些外出开会、学习培训之类的好事落到我的头上。不过最美的一次还是在71年底，区里组织十几名知青代表组成首次赴浙回访团，我连推荐我参加，出发前我花了三天时间，草拟了两千字的讲稿，随团先后到了浙江的嘉兴、绍兴、宁波各市县回访知青家长，作慰问宣讲活动一个半月。这样我刚去支边一年就因公回南方出了趟长差。当然那次第一年的探亲假也就连上了，返程时我先乘轮船到上海，在上海看望了大舅一家，然后坐火车到徐州，看望了二叔一家，再坐火车途经济南拐道高密，转乘汽车去了诸城的孟疃，有生以来第一次回老家看望了年迈的奶奶和三叔及两位姑姑等众亲戚。后来的十来年我趁探亲期间又去了山东老家两次，徐州二叔家一次，而上海的大舅或小舅家，我几乎每次探亲来回路过时都会去拜访和看望。
当知青岁月在平静中慢慢度过时，谁也想不到连里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和痛心的事。那是1973年的5月，我连那个分管后勤的女知青副连长，在她任职一年多些后，竟持连长带来的一支步枪在连部开枪自杀了，这件事当时震惊了整个阿木尔区。在区医院抢救期间，我们纷纷前去输血，区主要领导也亲自看望并询问其原因，听说她至死也没说，也没留下什么遗书，她的死因成了无解之谜。最后只是按知青普通死亡处理，将她埋葬在54公里的一处僻静的山坡下了。以前我们不知道有抑郁症之说，现在想想，应该是严重的精神情绪抑郁夺走了她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听说在她的日记里看出她相当一段时间来很悲观，也很厌世，思想情绪波动很大，为此我一直感到非常可惜和遗憾：一个人对艰苦环境怎么看，对人生道路怎么走，如何对待荣誉，对待上级的培养，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与沟通交流，如何处理好恋爱问题，这方方面面纠结在一起，如处理不好，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姑娘来说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她逝去得很可怜。我感到自己虽与她一起在连部共事，平时对她的关心太不够了，竟然从来没有发现她有如此悲观、危险的想法，也不曾主动与她聊一聊，她这么年轻就以这种极端的方式离开人世，真为她惋惜！
那年下半年，我连在上级的统一安排下，调一百余名知青去了大庆油田。当时全区共去多少人我不清楚，只知道去的人还都高兴，当石油工人，离家近了不少，听说干得还都不错。而留下来的也还坦然，或许大家此时对大兴安岭这个第二故乡已经有了深深的感情。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2-19 12:01 编辑
五、与音乐的不解之缘
小时候，我和妹妹都在镇海（现北仑）衙前的外婆家长大，当时我的大阿姨去了梅山盐场，听说当电工，偶尔也回家，性格开朗的她常为我们唱上一曲“一条大河波浪宽”。小阿姨那时还在小港念初中，常把学校里学到的新歌唱给我们听，还专心地教我们。记得有一次她和我一起在厨房大灶后面坐着边烧火做饭边唱歌，十几分钟饭熟了，她教的一首很好听的《庆丰收》歌曲我也学会了,阿姨成了我的音乐启蒙老师，还鼓励我长大当个音乐家！
还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既不是唱歌，也不是跳舞，而是参加表演了一个群口快板节目，叫《我老汉》。那是我六岁左右时的一个“三八”节，我所在的市级机关幼儿园的六个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高兴地来到了市人民大会堂。小朋友们的鼻孔和嘴巴黏上了假胡子，个个打扮成天真活泼的“小老头”。我们在宽敞明亮的大舞台上尽情地表演道：“我，我，我老汉，今年活了个八十八。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谎、不赌钱。买了个大母鸡，生了个大鸡蛋，前一个，后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是蛋。今天老汉吃蛋炒饭，明天老汉吃蒸鸡蛋，吃得老汉圆旦旦那个圆旦旦……”我们诙谐、幽默的表演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下场时小朋友们也都满脸通红。这时我看见妈妈高高兴兴地走过来，夸奖我们演得好！开始我还有点纳闷，“怎么妈妈也来人民大会堂看我们的表演了？”后来才明白，妈妈是市妇联的工作人员，这个庆典演出活动就是她们单位举办的。我正是从小感受到了音乐与表演的快乐，因而喜爱上了音乐，并最终踏上了音乐之路。
到大兴安岭工作后，我经常一个人早晨到森林里爬山锻炼和练声。有位爱拉小提琴的知青好友见我爱唱歌，借给我一本《怎样练习唱歌》的小册子，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收益颇多。冬天，阿木尔河结冰了，人在冰河上面走，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很像音乐在伴奏。每当傍晚收工时，我让大家抓紧走，自己却走最后，也故意放慢些脚步，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放声唱起歌，这是我一天中最放松、最快乐的时刻。但有时唱着唱着，没太注意时间，天很快就黑了下来。这时我心里也会发慌，生怕迷路或遇上熊瞎子什么的，脚下发出的“咯噔、咯噔”声，竟也有了瘆人的感觉。
我们连归属公社后，公社统一发电有了电灯，这就为我们枯燥的夜间生活带来了光明和欢乐。大家在宿舍里下下棋、打打扑克，听听收音机里的节目，有的大龄青年相约出去谈谈恋爱。一些爱好文艺的，也开始拉小提琴、吹笛子、跳舞蹈、练唱歌、唱起了京剧样板戏。见此我顺势牵了个头，发动文艺骨干成立了五连文艺宣传队，我自告奋勇表演独唱，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与准备，不仅给我连的全体知青作了场汇报演出，还不惜走上十余里地，为兄弟连队作了精彩的友情演出。
大概从72年起，区里有了一支职工业余文艺宣传队，听说队员都是知青，从全区各单位物色抽借去的。我有幸在区上的广场舞台看过他们的精彩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3年4月，我在区里参加一期“基层干部培训班”，当时在培训班的宿舍里我也常唱歌，无意中被住在附近的文宣队员听到了，向他们的领导作了汇报和推荐。此时区团委也正在物色一名专职团干部，我曾参加过区团代会和大兴安岭地区团代会，可能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这样就从那年的8月起，先后传来区团委要调我去，区宣传队也要抽调我去担任独唱演员的消息，说是宣传队马上要集中排练，12月去参加赴浙江的第二次知青回访团的巡回慰问演出，这一点还正让我怦然心动。10月上级部门果然来了调令调我去区团委工作，就这样我告别了工作生活三年的知青连队。
我到区团委任宣传干事，上班不到半个月，团委的傅书记就通知我去参加三个月的文艺宣传队。当然，对此安排我有思想准备，也很期待。宣传队归工会管，工会就在团委的隔壁。宣传队队长姓陶，是一位年纪略长我们的老地方干部，也是工会分管职工文艺的专职人员。由于他个高，人随和，还有文艺创作特长，大家都习惯地叫他“大陶”。我们这些队员中主要是嘉兴、绍兴的知青，我去了后，原我连的一位姓纪的女排长也来了，担任舞蹈演员。乐队中还有一位来自长缨六连，姓章，是位小提琴手，这样宁波知青也有三个了。经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全队的艺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一台丰富多彩的综合文艺节目终于排练成功了。我除了担任独唱，还有二重唱和两个集体舞蹈。那年末，我队三十多名知青文艺骨干组成的阿木尔区文艺慰问团，由区领导率团来到浙江的嘉兴、平湖、桐乡、嘉善、绍兴、新昌、嵊县、上虞等地进行了巡回慰问演出，历时一个半月。记得我演唱的独唱曲目叫《远航》：“迎着朝阳，乘风破浪，我驾驶着巨轮出海去远航……”我们这台精彩而富有特色的文艺节目表达了林区广大知青职工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深情厚义，受到了家乡各地领导和广大知青家长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反响强烈。只是后来临近春节，由于时间不够了，我们宁波、温州就没有去，有点遗憾。当时各地家乡政府也在十分紧缺的生活副食品等方面给我区以大力的支持和帮助。那次难忘而有意义的文艺回访，竟使我成了唯一的连续两次参加赴浙回访的幸运人了。
后来的几年中，我真正回到团委上班的时间并不多，但团委的领导和同事都能理解，对我的“来来回回”从无怨言，而且对我关心帮助有加，我感到团委就像一个和睦、温馨的家。
我在宣传队的实际时间更长些，虽在那里只是一名普通队员，可也是一个艺术骨干。大家对我都很友好，我也与大家相处不错。整个团队的团结协作风气很浓，大家经常在一起相互交流、切磋技艺，共同提高。就这样我们相继参加了黑龙江省知青文艺汇演和地区各区的巡演，记得那次是在1974年5月，由地区群艺馆出面组队，但指定我区的大陶为队长，结果阿木尔去了十几位骨干队员，人数最多。本来我没去，可当我受组织部门委派出差去外省外调，坐火车路过加格达奇站时，却被大陶拦截了下来，说是组织部门的外调任务已另派人，让我即刻参加地区宣传队的集训。当时参加的还有从松岭区、呼玛县、漠河县、呼中区宣传队中抽选的来自上海、杭州、哈尔滨等地的知青文艺骨干，共有四十人。大家团结一致，在地区招待所集中排练两个月，赴省参演获得了好成绩。那次我是首次登上省城的大舞台，演唱的是由大陶创作的《我站在高高的兴安岭上》。后来我又参加了大兴安岭地区文艺汇演，参加了我区赴吉林长白山铁道兵慰问团的慰问演出等等。还有一次在团委派我出差的时候，获悉地区群艺馆在举办声乐培训班，由哈尔滨师院艺术系的王老师等三位老师来授课辅导，我临时插空参加了十分难得的半天课，让我受益匪浅。
我们这支知青业余文艺宣传队更重要的是要面向林区，面向职工，每年都要巡回去各公社的生产第一线为广大职工作慰问演出。几年下来，我们的足迹踏遍了阿木尔的山山水水。到77年底，我已随队演出了近百场，我的歌声为林区的广大知青所熟悉和欢迎，也逐渐有了一点小名气。我的歌声在茫茫的林海中给大家带来了快乐和向往，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骄傲！
在这期间及后来的几年，我陆续得知父亲已“解放”，上级调他到宁波万信纱厂任党委书记，后又调任了宁波建筑设计院党支部书记。母亲也逐步落实了政策，调到市轻工业局组织人事处工作。妹妹在宁波医疗器械厂上班，还是一位优秀的团干部，我一直牵挂的心也慢慢地放下了。
1977年下半年终于盼来了好消息，中央决定实行高考制度改革，一下子广大知青可以放开参加高考了！我只有初中文化底子，参加普通高考没有希望，但我有音乐特长，就下决心参加哈师院的音乐专业的艺术类高考。当时考艺术类的文化课只考政治和语文两门，对我来说并不太难，后来果然超过了录取的文化课分数线。接下来的面试可谓竞争激烈，参加大兴安岭地区考点面试的有200多人，我提前一天赶到加格达奇，晚上住在地区群艺馆舞蹈干部唐老师的家。第二天我精神抖擞、信心满满地以一曲《战士歌唱毛主席》获得了声乐与视唱练耳综合面试的最好成绩。当我收到翘首以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已是７８年的1月份了，我的大学梦终于实现了。根据政策规定，满五年工龄的在职职工上大学还能带基本工资，我也符合这一条，更是喜上加喜了。后来我得知那年大兴安岭考到哈师院艺术系77级音乐专业的共4人，阿木尔区考上大学的也就2人。那一年我美美地在阿木尔过了到大兴安岭的最后一个春节，团委同事与区机关的、宣传队的，还在原连队的及后来陆续调到区银行、公安、物资、水文站等工作的知青好友纷纷祝贺并分享我的快乐。通知3月初开学报到，临行前几位密友还请我吃饭，帮洗被子，打包托运，为我送行。
我上的是美丽省城的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该系分美术、音乐两个专业，我就读音乐专业声乐班，目标是培养中学音乐教师。我们77级后来正式定为四年制本科，学校也正式更名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了。四年来在系部专业老师的辛勤教授和思政老师的教导培养下，我学习努力，成绩优良，担任系团总支副书记和班团支部书记，工作努力，受到师生们的肯定与好评。我第一年被评为校级优秀团员。第二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第三年被评为省级高校优秀学生干部。第四年临毕业前，系部张主任和学生党支部书记孟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作为一名优秀毕业生留校工作，安排到校团委。不过我还是表达了想回宁波工作的意愿。后来我的愿望得以实现，着实是得到了母校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的结果。 六、回宁波后的起伏人生
1982年1月，我在哈师大音乐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时隔十二年，我终于高兴地返回家乡宁波了。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后来能返回宁波工作，好像比一直在宁波的青年人好了，起码我们的经历比他们更丰富，外面了解到的新鲜事物也多得多。
对于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我是这样看的：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历史背景，既然人人都要经历的，一定它说的很坏，没意义，也没意思，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谁也躲不过去。既然当时已经定下来了，我们能够勇敢地走出这一步，是好的，起码我们得到了艰苦环境的锻炼和磨练。如果青年人有可能到边疆地区去锻炼五年，哪怕十年，后来肯定能让你回来，这个也挺好的，可能我们的积极性会更高。就像现在有些基层干部支援西藏一样，报名到西藏去工作锻炼三年，回来后能妥善安排，不是都高高兴兴的去了嘛。那个时候怕就怕去了后让你扎根一辈子，这就难以让人服气与安心，这个实际上会让广大知青心理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也会越来越不安心。后来大部分知青返城是以顶替父母工作岗位的方式回来的。像我们这样当初本来应该大部分升读高中，报读大学才好。我当时还能读了大学回来，应该算是最好的了。
回到宁波后，一开始还不清楚教育局会把我分到哪个学校，倒是我的邻居何老师先得知了消息，告诉我已被分配到位于西郊的宁波市师范学校去了，这正合我的心意。82年3月我去教育局报到后就到该校报到，当了一名音乐教师。除了白天备课上课，为方便晚上加班辅导学生弹琴，平时我就住在了简易的实验楼地下室。由于我的学历、经历和已是一名年轻的教师党员，校党支部徐书记就让我联系教工团支部，与年轻教师多交流，协助开展青年工作，当时大家开玩笑地称我为“党代表”。记得一年后的5月4日，省里举办首届大中专学生文艺汇演，我校由团委书记、语音老师和我这个音乐老师一起指导排练，并带领五位学生赴省参赛，结果我校的配乐诗朗诵《校园晨曲》获得了优秀创作奖、优秀表演奖和优秀组织奖，校领导对我们出色完成任务十分满意与赞赏。1984年4月，当时强调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等四化要求，校级领导班子需有一些年轻干部配备与充实。我感到有可能被组织列为考察培养对象，也许会被提任学校副职，没想到一下子就把我推到第一线，任该校的校长。好在主持工作的新书记是以前七中的老书记调过来的，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还是原来的老领导，同时从后勤部门也提了一位年轻的副校长分管后勤， 这样我就在岗位上边干边学，逐步熟悉学校的全面工作。一年后在校党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代表学校行政在教代会上郑重提出了五年创建“全省一流中等师范学校”的奋斗目标，我作的学校工作报告得到了全体教工代表的赞成、支持与通过。几年下来，我校内抓教学质量，重点突出师范生的专业基本功训练和课堂教学的实际能力培养，还正为宁波市区的各小学、幼儿园培养了一大批合格师资，后来他们也都成了各个学校的领导与业务骨干。外抓新校址规划和设施建设，1988年9月，当我校在市区翠柏路上即将建设起崭新的省中师一流校舍时，上级调我到市文化局任党委委员、副局长，分管政工、群文、文化市场管理等工作。七年后又调任市文联副主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在文联任处级调研员一年。
到2002年的时候，市级机关实行“机构改革、人员分流”，我经上级同意，联系调到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当音乐教师。我先在学生处的科员岗位上做起，抓校园文化、学生社团建设，上音乐欣赏课，辅导大学生艺术团等。一年后任外语系主任助理兼辅导员。再一年后任校党办副主任兼工会副主席。三年后又调任学工部副部长、学生处副处长，这时我感到自己一辈子还没当过班主任，似乎人生还缺了点什么，以后一定会后悔，就联系成教学院兼任了国贸班的一届班主任，该班级毕业时被评为文明班级，我感到很踏实，也很高兴。到了最后四年虽改任处级非领导职务，但我服从组织安排，还一直忙碌在教育教学的第一线，主持着宁波社区大学老年教育中心的日常工作，为开创我校老年教育工作新局面而不懈地努力。
我的工作属于“双肩挑”，以行政工作为主，兼教高校的音乐课。我喜爱教育工作，终身热爱我的音乐教育事业。电大就我这么一个音乐专业老师，退休以后，我还应聘继续给大学生上音乐欣赏课，也给老年大学的老年学员上音乐欣赏课和合唱课。我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大学生、老年学员也都踊跃报读我的课，对我的教学水平和教学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肯定。我作为省、市音乐家协会会员，先后以“怎样使你的歌声更美妙”；“请你走进神奇的音乐世界”；“美妙的和声你听见了吗”等为题，参加了“宁波文化百科大讲堂”、“宁波社区教育讲师团”、“宁波青少年成长论坛”等重要艺术讲座二十余次。撰写的《我国城市的社区音乐教育体系及其拓展途径》论文被邀请参加了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社区音乐教育研讨会作交流发言，并获得全国社区教育优秀论文三等奖。我还怀着浓浓的知青情结，参加宁波知青合唱团近八年，曾集体荣获全国老年合唱节银奖，省合唱节老年组金奖，还曾受宁波市侨办委托率知青合唱团出访日本神户的“三江会馆”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庆典交流演出圆满成功，受到海外宁波帮与旅日华侨的热烈欢迎与高度好评。令人高兴的是，我妈妈在八十几岁高龄时，还与妹妹一起参加了白鹤街道王隘社区合唱队，一曲由我辅导并指挥的《在太行山上》，获得江东区合唱比赛二等奖。我喜欢唱歌，至今我还坚持经常性练声，并活跃在心爱的音乐艺术舞台上一展歌喉，指挥合唱，辅导社区，发挥余热。
我在阿木尔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在申请和争取入党。可从73年起连续五年填表，支部都通过了，最后都因家庭社会关系一事给卡住，没被批准。但我并不气馁，一直在努力。到大学两年后的1980年的1月1日我终于如愿入党，而且是大学同班学生中第一个入党的，我很光荣。2014年在我年满六十即将退休的最后一个7月1日，我还被评上学校的优秀共产党员，我很高兴。在学校的表彰大会上，我上台真诚地发言：“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荣幸地第一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也是我在职工作期间的最后一次了，因为我即将退休，我很珍惜这个称号。我1971年4月16日入团，后曾经评上一次优秀团员，在电大工作的十三年里，我虽先后被评上两次宁波市学校艺术教育“晨风奖”，一次宁波市高校“育人奖”，一次局级优秀党务工作者等，但这次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我感到学校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教师评给我的这个奖项意义最深，分量最重，因为这个奖正是对我的工作，对我的人品，对我的一生最好的赞誉、认可和鞭策！”
七、尾声：回看青春
大兴安岭是我的第二故乡。2010年8月，正值我们当年支边大兴安岭的40周年，我积极参与组织了208名当年支边在松岭、阿木尔、漠河各区县的老知青重上兴安岭，回访第二故乡。总团长姓金，是当年松岭区的女知青，她负责总牵头，最辛苦。原阿木尔工程处连队的王副连长积极参与牵头，任总团的副团长，还带着他连的十多人一同前往。我任阿木尔分团团长，当年我那个连队跟我去回访的有三十多人。第二故乡的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十分重视我们的回访活动，在加格达奇，地区领导出面宴请，并让我们全体出席了大兴安岭第二届国际蓝莓节开幕式文艺晚会，场面十分宏大，节目非常精彩。漠河县的领导也热情招待我们，组织我们到了祖国边疆最北端的黑龙江边，远眺俄罗斯，游览了著名的北极村。阿木尔林业局派专车、专人到漠河来迎接，设宴欢迎我们重返第二故乡，并与我们畅怀座谈，介绍了阿木尔如今坚持“以营林养护为主，开发多种经营”的发展远景。我们更多的是到第二故乡走一走，看一看那里的发展和变化，还意外探望到一位原来的阿木尔林场的老领导张主任。我们驱车追寻了当年的足迹，在樟岭、5公里、23公里、阿木尔公社、五连的原址等地留影合照，追忆当年的青春岁月和闪光靓影。为了给第二故乡留下我们的一点心意，那次回访我们连队去的人中少则出两百，多的出一万，合捐三万，其中有我捐的六千。工程处连队捐两万，合计为五万，以表达我们老知青们的一片感恩之心。我这六千元，大致是当时那些年里我在阿木尔领取的全额工资总数，意味着我把当年的青春再次贡献给了我的第二故乡。
当年我在区团委工作过，这次我主动找上“家门”到团委走访，年轻的现任书记小崔听了我的自我介绍，惊讶而又尊敬地直呼我“老前辈”，从未谋面的老青两代团干部亲切攀谈了半小时。当年我在宣传队工作时，大兴安岭的山山水水留下了我青春的歌声。这次他们特地为我们老知青的回访举办了一场专题文艺联欢会，热情地欢迎我们。尤其是当听说我就是当年宣传队的声乐演员时，那些年轻队员更是惊喜不已。那晚我代表回访的老知青和当年的老宣传队员重登阿木尔的舞台，我以经过大学专业学习的甜美宏亮的嗓音，为第二故乡的亲人们深情献唱了一首《想家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甜蜜，家乡月就抚摸我的头，……想家的时候，更想为家做点事，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一曲唱完，我们又将捐款五万的数字牌这么一亮相，热烈的掌声全场四起，久久不息……
“身居江南秋日美，梦回兴安冬夜醉”，这是我曾经写过的一篇纪念文章的标题，就作为今天访谈活动的结束语吧，它表达的正是一代知青人对第二故乡大兴安岭的特殊情结，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太多太多深情而真切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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