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 迹 · 李正强
口述者：李正强整理者：彭安莉时间：2017年11月5日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6教室李正强，宁波人，1947年10月出生，宁波五中（现效实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1970年4月支边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农场七分场。1972年7月到绥化铁路司机学校车辆专业学习，次年分配到铁路牡丹江车辆段西部列检所任列检员、调度。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商调回宁波精密铸造厂。1983年考入电大《工业企业管理专业》脱产学习三年。毕业回厂任车间主任、厂办主任。1989年任宁波锅炉厂书记。1991年应聘任中外合作宁波花岗石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获经济师职称。1994年加盟泰国正大集团，参与筹建外商独资《正大食品（宁波）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2000年任宁波强磁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2002年后在民营企业任职。退休后担任过宁波知青联谊会副秘书长。
一、全身心的投入 我是宁波第五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这个中学当时在宁波名列前茅。毕业那年正逢十年动乱开始，高考大门关闭，全国66届高中毕业生全被挡在大学校门外。 1966年11月3日，我与同学从宁波出发步行串联，51天走了5000多里路到北京。跟我一起步行到北京的，还有宁波卫校的邬鹏鑫老师及几个女学生。我们爬山涉水走到北京，在北京呆了一个月坐火车回甬。回家住了一宿，拿着行李就到学校去参加文化革命。我这个人比较单纯，当年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参加文化大革命”，那就响应号召。我们几位同学是在后期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一不打、二不抢，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北京来的信息，解放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师，因此老师们非常欢迎。某些造反派认为我们是“保皇派”，处处打压我们。当社会上的武斗风蔓延到学校时，我们就退出运动当逍遥派。后来我开始接触立体摄影，钻的比较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上面，直到去支边。 从1968年初，我参加了《宁波立体摄影研究小组》。当时是从自发研究开始，带头的是宁波业余工大的王本立老师，之后慢慢搞出了名堂来，得到国家国防科委的重视。当时我们全力以赴，可以说是我这一生里面，全身心最投入的一次。我负责在暗房里立体照片合成。拍摄一次立体照片，在暗房合成需要四、五个小时，不成功的话一天都做不出来一张。我可以几天几夜不离开暗房，甚至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吃饭也是他们给我送进来的。整套系统设备都是王老师设计的，我是他助手。那时没有计算器，都是拿计算尺拉、查数学用表，一个晚上下来，房间里满地都是草稿纸。 到了1969年初，我们的技术已经是国内领先的了。我们的业务主管部门是宁波科委，经费是国防科直拨的，我记得拨下来有2万元，不够可以申请追补，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当时为了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国防科委要求我们到北京天安门给毛主席拍立体照片。这么大的荣誉不得了了，市里当权的造反派都争着当领队，争执不下，结果报名的期限过了，北京没有去成，只到杭州拍摄庆祝国庆二十周年游行队伍。 70年4月，科委主管领导知道我要支边了，问我：“小李啊，你能不能留下来不去啊？”“好啊，那你能不能让我留下来？”可是谁也没有办法。那时，我研究立体摄影是义务的，没有拿一分钱，但是我心里非常喜欢，非常愿意，但又不得不停止。离开以后，我和我的立体摄影别了几十年，直到退休以后才重新再学摄影。现在家里唯一的留下的纪念，就是当时的自己的一张立体照片，我自己做的。
二、不得已的下乡 我是在1970年4月14号支边的，去的是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农场。当时我与弟弟都是三届生，我被分配支农，弟弟分配支边。支农动员比较松散，但是支边的动员就很激进了。连续几天，居民会带了一帮小学生到我家来呼口号：“支边光荣，逃避可耻。”我家父母都是工人，没有文化，更没有门路。他们一听来呼口号就吓坏了，我母亲都病倒了。其实我家二姐早在1964年就下乡了，在农村过了一辈子，到现在都没回到城里来。因为她是农婚，生活得很辛苦，她这辈子算是毁了。 我二姐在1961宁波第二中学初中毕业。她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初三直接跳级到高一。当时跳级是非常不容易的，可兄弟姐妹四人都要上学，家里负担不起，我二姐就休学在街道工厂做工。那个时候的口号是：“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后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不一样。当时动员工作做到大姐学校。大姐回家跟妈妈说：“实在不行我去吧。”我大姐高中毕业之后当了老师，如果去下乡，城里的工作就没有了。我二姐听见了，她就自己去报名了。她去余姚的马渚的一个山村，从此她的命运就改变了。后来她嫁给了宁波郊区的一个农民。她的学生时代好友早已是教授了，我二姐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艰辛的农民。她没有当过老师，也没有任何离开农民生活的日子，唯一使她得到安慰的就是她的儿子和女儿都比较争气。她的这一辈子就毁在支农上。 1970年的时候，我家已经有一个下乡支农的了，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家至少有一个能安排在城里工作，可是没有，反而又来动员我们兄弟俩都去支农支边。那时候，我们街道里有一个上山下乡的动员小组，父亲厂里面有一个动员小组，母亲厂里面也有一个动员小组。他们纷纷动员我弟弟支边，不去就要停止父母的工作。我们小老百姓也不懂当时的政策是什么，不想去，但又不能不去。我想，实在不行就我去吧。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在病床上的母亲时，母亲含泪说：“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你让我怎么说？”我说：“我是兄长，见的世面也多些，你让我去讲条件。”父母停职的期限将至，他们上门来动员。我向他们提出，由我顶替弟弟支边，但有二个条件：第一点，我走了之后，我弟弟要安排宁波工厂工作。我当时的想法很朴素，就觉得我们家已经去两个了，那一定要给我们家安排工作。其实政策是允许的，但是我不知内情，他们知道的，于是就痛快答应了，但又说现在不能安排工作。我说，现在不安排工作，你们不能再动员他去支农。他们同意了。第二点，我要去黑龙江省兵团或者农场，插队落户不去。他们说：“那由不得你。”我说：“不同意就不去。”经再三讨价还价，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农场。当天就迁户口办手续。支边当知青并不是我自愿的，但我的面前没有选择，因此谈不上悔与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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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笔架山农场
就这样，1970年4月14日，这个永生难忘的日子，我坐上了知青专列开往遥远的黑龙江笔架山。列车走得很慢，缓缓的驶离天封塔，驶过乡间田野，过黄河和长江的时候还没有桥，火车是开到一艘很大很大的驳船上渡过去。列车走了五天四夜终于到了笔架山。4月18日，笔架山还是冰天雪地，一眼望去，白茫茫的，路也看不到。
下了火车，是马车来接的。才知道原来自己被安排在笔架山农场七分场。七分场是宁波人最多的一个分场，宁波知青有180多人。
笔架山农场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当时中苏发生冲突，边境紧张，就把劳改犯都撤走了。留下的人有三类：第一是原先的管教干部，第二是就业工人。所谓就业工人就是刑满释放人员。有的人刑满释放之后不愿意回到老家去，或者说不适合回老家，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留了下来，但他们已经不是犯罪分子了。第三部分是当地的一些农民，这类人不多。
接着就是知青来了。突然涌进了两百多人，好在住的地方没有问题，就是劳改犯原先住的地方；土地没有问题，肥沃得很；设备也有，拖拉机这些留守人员原先也用过的；语言也没有问题，我们宁波人占大多数，占了绝大的优势，结果宁波话成了通用语言，东北人也开始学宁波话了。他们虽然学得不是那么好，至少已经听得懂了。实际上他们学到能听懂就拉倒了，会说是比较难的。
我一到分场就任命为武装排二班班长。武装排其实也是农工，一旦发生战争，就要上前线的。其他还有农业连、畜牧连、果树连等。能被分到武装排，说明政治上是可靠的。
在那里，大部分人还是能够适应的。人就是这个样子，适应性强。像我这种之前家庭比较苦的，适应性没有什么大问题。这里吃的东西虽然和南方差别很大，但不久就适应了。刚来时给我们吃了将近一个月的细粮，大米饭，白面之类的，但一个月之后就差了。不过我们毕竟是农场，小麦也生产，面粉这些基本上还可以。一个礼拜有一半的时间能吃上细粮，大米饭是很少吃的，当然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吃大米饭。
我们的种植以小麦、黄豆为主，机械化种，机械化收。干的活也是和当地差不多。铲地时，一垄地有五里多长，有时上下得翻好几个坡。笔架山是丘陵，土地都是黑土地，非常肥沃。拖拉机开出垄沟以后，我们人工种上苞米，不久开始长出杂草，就开始铲地。几十个人，横排往前铲，不过有些不负责任的人胡乱铲地的也有。
当时年轻，十几、二十的小伙子，体力好，精力充沛，积极性十分高。东北的夏天，早晨亮的特别早，两点多就亮了，晚上八点钟天还没黑。那时要求六点钟起来，我们一般是五点钟起来。如果有人早上起的很早，那我明天要比你起的更早，甚至有人睡到两点半就起来，顾不上早饭就直接上地去干活。那个时候，明天的任务，今天领了就去干掉。那段时间从早到晚铲地，以至于眼睛看着回去的路，明明知道这就是路，很宽敞的路，但却觉得都是草的。眼睛看了一天的草，到最后看什么都是草，这草已经印到脑子里了，去也去不掉。这种经历，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
四、出差回宁波
在第一年年底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出差到宁波的机会。当时农场有两个就业工人私自跑了，一个跑到上海，一个跑到广州。他们的籍贯在那边，结果很快被当地控制住了，农场要去把他们押回来。那个时候场部治安机构叫保卫组，他们派了一名干事，还需要一个助手，就选择了我。之所以选择我，有这么一个插曲。
那一年我们分场发生了火灾，一排草房全部烧掉了。那是快到冬天的时候，风很大，房子本身是草房子，屋顶是草，房架是木头的，一起火救也救不了。但其中有一个人，他家里什么都没有烧掉。他的家紧邻着他哥哥的家，然而他哥哥家全部都被烧光了。
当时许多人都怀疑是他纵的火。这个人平时经常发牢骚，说过“这个破房子怎么住，一把火烧掉得了。”之类的话。他光说我没有放火，别的话嗑嗑吧吧说不出来。别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拿出来的？”他说：“就是拿出来了嘛。”这解释毫无说服力，他被抓了起来，并上报要判刑。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证据之说，大家都这样认为，那就是这样了。这时我被安排来看管他，不要让他自杀，不要让他逃跑。
我同他闲聊：“你怎么干这个事情？”他说：“我没有”。我追问：“那你为什么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他就跟我说，他是消防兵出身的。“你当过消防兵的话，更应该知道起火的时候应该叫人家起来啊。”我叫道。原来这个人相当自私，他发现起火后，第一时间将自己家的东西拿了出去，连灯泡、炕席也没落下。自己的东西拿够了，才告诉哥哥着火了。他怨声道：“当时我老婆还光腚呢！”我追问是怎么回事？他说，“当时我老婆一起救火的时候，还光着腚呢！好多人都看见了。如果是我放火的话，我会让我老婆这样子出来吗？”东北人睡觉一般都套个背心，穿个裤衩，这就是东北人说的光腚。
我马上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说明这不一定是他放的火，总场保卫干事进行了复查。仔细勘查之后发现，最早起火的地方是他哥哥家的门斗子。东北房子都有一个门斗子，门就朝南开的，冬天的风一般是北风，不然一下子风进房子，太冷了。门斗子比较简陋，有缝，往里面漏风，他家把没有完全熄灭的热灰倒在门斗里，到半夜复燃，火一下子就起来了。我们很奇怪：“你为什么当时不讲呢？”他觉得自己年轻漂亮的老婆光腚丢人。这个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呢，冬天起火了，他也不让他老婆穿上衣服，而先把东西都救出去了以后，再让他老婆穿衣服，后来他老婆也和他离婚了。
真相大白后，保卫组同志记住了我，后来有了这个机会，就让我去了。我在出差去上海广州的路上，要求回宁波一趟，同去的刘干事同意了。（从此我俩就成了朋友，再也没有中断过联系。老刘病逝后，我依旧每年与他夫人礼尚往来，今年她还特地到宁波来，与她熟悉的原笔架山造纸厂的知青们争相招待，让她满载而归。）
我们当时去下乡的时候，没人想过能回来，也没想过有探亲假，擦屁股的手纸都是一摞一摞带出去的。我一回到宁波，这个消息就传开了，轰动了半个宁波城。我事先没有通知家里，当我进家门的时候，家人都呆了，突然之间我就回来了。
那时候笔架山农场宁波知青前后去了两批，1969年、1970年各去一批，共有上千人，没有人回过宁波。所以这个消息完全是自发的在宁波传了开来，我家在青石街，很多家长从鼓楼前就开始打听：笔架山回来的这个人住在哪里？我在家只住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想见我的家长在我还在睡觉的时候，就在门口排起长队了。大家都想请我吃饭，他们说，能请你去吃饭，等于是请到我的儿子、女儿吃饭一样。人太多，一下子请不过来，都是几家联合一起请。中饭到这家吃，晚上到那家吃。
家长们十分关心自己的子女情况，七分场的朋友我能一一介绍，如果是二分场、三分场，离我所在的七分场有80多里地，我根本没去过。于是我就问：“你儿子、女儿在什么连队？”每个分场的工作都差不多，我就根据我分场的情况和他们说：“农业连？农业连我知道，那都是开拖拉机的，不辛苦。”“畜牧连，就是放羊啊，喂牛啊，没事的。”“果树连啊，还好的。”如果有熟悉的家长，有什么话要对孩子说，我会记下来，回去跟他们说。
当时非常感动，家长最牵挂的就是子女在外面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劳动苦不苦？能不能适应？对我来说，我总尽量往好里说，让他们放心。我们那里关于知青受迫害的事，基本上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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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大雪困住
我在农场一共只呆了两年多，如果问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那是发生在1971年冬天的时候。那年冬天我随朱连长，带着一帮就业工人，上山砍冬天取暖所必须的柴火。柴火的来源是在几十公里以外林场的野山上，砍掉野树好植林。山上非常非常冷，不像宁波的雪，一碰就化，那雪像硬硬的沙子一样，不会化掉，踩下去的时候会咕咕叫。刮风天，上坡的时候身体要前倾，弯着腰，没有角度就走不了。
那年北大荒特别冷，不到半月朱连长抗不住阵阵寒流，得感冒回分场了。临走时，他封我为“管教”。要我管教那些年龄比我大得多、经历比我复杂得多的就业工人。
我们借住村子里面只有两户人，我住在一个新婚夫妇家里面，新房里有南北炕，我们住在北炕，新婚夫妇就睡在南炕，中间铁丝一架，挂一个幔子隔一下就算好了。那群就业工人住在另一家大一点的房间，十来个农工就睡在一铺炕上。当地老乡全家老小都挤在南炕上。他们房子给我们免费住，我们砍了柴火也分给他们，大家互相交换，各取所需。
有一次，下大雪刮大风，把五米多高的山口给封了。大雪封山之后，运柴火的马车进不来。我们的给养是靠马车运进来的。大烟泡呼呼地刮着，粮食运不进来，两户人家的粮食都被我们吃完了，连冻白菜也吃光了，大家急的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不能坐以待毙，大雪把山口封住了，我可以从山上绕过去。驻地距分场有四十多里地，平时马车也要走三、四个小时，现在大雪封山走不了大路，只能在雪山上绕过去。我打上绑腿，用围巾扎紧棉袄，借了一顶狗皮帽，提了一根打狗棍单枪匹马出发了。那雪比膝盖还深，我就从山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忽然，我感觉到有一只动物在跟踪我，猛的一回头，是狼。万幸的是一匹孤狼，如果是群狼，我就没命了。我们对峙了一会儿，我拿着棍子，它也怕我，我也怕它。我开始赶路，三步一回头，时刻保持着警惕。雪深不好走，我一脚高一脚低的，狼也不好走，一蹦一跳的。下到公路之后，狼就没办法了，一闪身消失了。我急匆匆赶到我们的分场。
到分场办公室，进门一看，他们正在开会，我气得大叫：“你们在干嘛！”他们说在研究送粮。我说研究个屁，把他们的炕桌都掀了。他们吓呆了，我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那个时候没有照镜子，据说，我脸被风吹成古铜色，满脸没打理的胡渣，系着腰带，拿着棍子，乍一看真像一个土匪。他们问我怎么办？“我怎么下来的，你们就怎么上去！”我怒道。其实也用不着，他们只要把粮食送到路口，我可以叫就业工人自己拿上去。我没有留下来，备好粮食和蔬菜，跟着马车上山送粮。就业工人也是人，我得为他们负责。打柴火任务完成后，我受到嘉奖，并晋升为基建排排长兼保卫干事助理。
六、曲折求学路
到了1972年的时候，农场分配到上大学名额。当时只需报名推荐，不用考试，我被推荐为候选人之一。能不能选上，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因为名额比较少，全农场有2万多名职工。我们分场有一个下放干部，字写的特别好，他调去做招生工作。人家给他一叠候选名单档案，让他整理。他一看，我被放在第二名，回来就告诉别人：“哎，李正强这次肯定能上大学了，是第二名呢！”
第二名！我吃惊极了，我运气怎么会这么好呢？这么多人，还有比我早好多年下乡的。想想或许有可能，我立过功，又是老高三，说不定也是能推荐上的。下放干部整理好资料交给领导，领导一看说：“顺序反了，李正强是倒数第二。”
倒数第二名其实也很不错，候选的人数有十五名，当年全农场上大学的名额只有十一个，体检又刷掉两个，递补2名，我是十四名，刚好落选。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结果出来我非常的失落，说也说不出来，情绪很不好。连长看我状态不好，很体谅我，让我提前探亲，回家看看。行李都打包好了，手续也办好了，结果来了一个消息：笔架山农场又来了20个中专的名额，问我去不去？我的思想开始斗争，我已经是高三毕业，还要去念中专吗？但中专毕业能在城市上班。想来想去也想不出结果来。我和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商量，她一听就说这么大的事，连忙说：“你自己考虑吧。”我又去找哥们商量，他当时的身份已经是农业连副连长，他和我说：“大哥，你如果去，我就不报名了，不跟你争。你如果不去，我就报名去了。”他这样一说，我更加难以决定。我回去又想了想，那个时候还是处于文革期间，政策是多变的，万一变了，下次就没这个机会了。我不是为了读书我是为了就业，上中专以后我可以当一名工人。于是我报名了。
我是上一轮上大学选拔中淘汰下来的，是拔尖的了，那几所学校都随我挑。当时所有中专都是黑龙江省的，没有一个南方的，我选择了在所有招生里面相对比较好的绥化铁路司机学校。里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机车专业，当司机；另一个是车辆专业，我是后者，培养的是车辆检查员，也算是技工。因为急需工人，学校本来3年制，我们一年就毕业了。
毕业后我被分在牡丹江铁路西部列检所，说起来是一个车间，长一公里半，宽一公里，工人有400多。这一带的铁路最早是俄罗斯人造的，后来是日本人管理，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整个列检所全部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女厕所也没有。在那里我做了八年，从工人开始，带徒弟，再升为车间调度。
说到上大学，作为一个老高三，怎么会不想上大学呢？1977年恢复高考，我也去报了名，我是高三毕业的，相信自己肯定能行。我花了很多精力准备考试，自我感觉也非常好的。高考是当时社会的头等大事，揭榜更是举世瞩目的焦点新闻。正式通知还未下达，小道消息已经捷足先登了。我首次听到揭榜的消息是在牡丹江市中心公铁立交的“继红桥”上，俩位老师模样的中年人在议论：“哎，你知道今年咱们牡丹江的高考状元是谁吗？”
“我知道！XXX，你知道第二名是谁？”
“听说第二名是咱们铁路的，是车辆段的一个南方人，好象姓李！”
我惊呆了，车辆段参加高考的我都认识，姓李的南方人就我一个！难道我真的考上了，而且是全市第二名。这“第二”却让我咯噔一下，这个排名对我不利。第二天上班，祝贺之声不断。车间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不仅给咱车间长脸了，给咱们车辆段也长脸了。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有上一次教训。
我想，我考到第二名，这次肯定能上大学了。我等了又等，录取通知书迟迟没有来。最后终于来了，是牡丹江师专，让我去牡丹江师专数学系报到。我在高考志愿表里填了不服从分配，因为我觉得我至少能够考上铁道学院之类的大学。我非常不满意这个结果。后来才知：那年黑龙江省有个土政策：知青除外，在职外地考生不让上好大学，因为他们毕业后去了外地，就不会回到黑龙江了。凡是成绩好的外地籍考生，全部让他们上师范。我的一位在铁路中学当老师朋友开玩笑说，“师范读出来就是当老师，要么我们现在就换换，你当老师，我去当调度好了。”调度地位比老师高得多，工资也比老师高。那时候不懂学历重要性，我想何必呢，工资还要变低，所以就没去报到。再说当时我还不够带薪读书的资格。
第二年我也不想考了，这么努力的复习，而且考到了全市第二名，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二年不可能再考第二名了，因为这也是带一定偶然性的。就这样，我与高考失之交臂。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2-17 11:22 编辑
七、朴素的爱情
我爱人是和我一起支边的，去之前也认识。她是宁波女中67届高中毕业生，支边到笔架山农场时正好分在同一分场。
1972我去读书前，她已经是副连长了。到了1973年大学招生时，如果考试她一定能考上，但是白卷先生张铁生否定了考试的必要性，结果全国取消了考试。她在分场虽然名列前茅，但在总场竞争更激烈，报的又是北京的名校，这所大学农场分配到的名额只有三个，她排第四名，没录取。
我俩的关系是在72年我要上绥化机校时候确定下来的。在我上学期间，她自己只有32元工资，每个月省吃俭用寄给我五块。我上学没工资，伙食费是学校给的，我家里也给我每月十元，这就够了。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铁路牡丹江车辆段，工长一看，年轻人五官端正又是高中文化，马上就要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我有对象了。他问：“你对象是哪里的？”我说是农场的。当时领导想要培养我入党，需要接受政治审查。审查后给我两条路：找原来对象，不能入党；要入党，就和她分手，说是政审不合格。其实她的成分是职员，她的父母解放前后都是老师。她有个伯伯从小到上海学生意，后来经商赚了点钱，回家买了一些田。土改时，爷爷已去世多年，未出嫁的姑妈被戴上地主帽子。想不到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的爷爷，不仅会影响孙女的前程，甚至会影响到政治生涯。两条路选一。我说：“我不入党算了！我答应和她处对象，到了城里就不干了，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我不能干，说话要算数的。”这样，入党的事就搁起来了。1976年结婚至今，我俩恩爱如初。风风雨雨几十年，她为这个家付出得比我多。
十年之后，我还是入党了。到1981年，支部书记换了一个，他问：“小李，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入党？”我无以回答，心里想：是你们不让我入，我有什么办法。嘴上说：“是我条件不够。而且我想回宁波。”1981年政策有点变化了，成分上面的事情也不是那么讲究了，书记让我重新写思想汇报，还说：“回宁波与入党没有矛盾，入党重在表现嘛。”入党程序重新启动，手续是很复杂的，终于批下来了，我回宁波的调令也下来了。我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宣过誓的共产党员。我妻子返城之后在单位也入了党。
八、我的女儿叫“回宁”
我是1976年10月结的婚，到78年10月，妻子要回宁波生孩子。我没有陪同前往，原因是我弟弟定于春节结婚，我当哥哥的不能缺席。加上我刚破格提拔到调度岗位，不能长期请假，只好让她独自回宁波。不料妻子难产，我又不在身边，差点出大事。好在最后剖腹产，母女平安。我在牡丹江正琢磨着给女儿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我来信爸说：“我已把名字起好了，叫回宁，回家的回，宁波的宁。”就是一个愿望，早日回家。这寄托了全家人美好的心愿。我女儿出生在11月2日，她刚满月，大返城就开始了。她妈妈直接顶职上班了，所以女儿回宁直接随母亲“返回宁波”了，大家都夸这个名字取得好。可是我已经是铁路上的一名正式工人，不再具有知青身份了，按照政策不能享受“知青返城”的待遇，只好继续留在黑龙江。
在我妻子返城后，我调回宁波的愿望更加迫切了。这思念妻子、女儿、父母及家乡的心情时时折磨着我。女儿刚出生，需要照管，我父母年老体弱，我又不在此身边，不得已母女俩住到娘家去。外婆特意为外孙女雇了一位老保姆，这在四十年前是十分罕见的。到80年春节休探亲假时，女儿已经2 周岁多了，会背唐诗，会唱儿歌，非常可爱。我只要回去，她就每天形影不离地跟着我。探亲假的日子过得特别快，等我坐上火车离开宁波的时候，女儿嚎叫着：爸爸你别走！我听话！我一定听你的话！她以为爸爸的离开是自己不听话。那个场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酸。
女儿的哭声更加坚定了我返甬的决心，我不惜一切代价地去争取、去奔波。单位领导不是不看重我，全车间四百多名职工中，我的学历最高，车辆段领导几次打算培养我，但知晓我一门心思要回家乡时，这培养计划也就搁置了。我完全理解：既然我不能为他们所用，他们又何必培养我？在亲朋好友的协助下，经过坎坎坷坷，我总算搞到一份调动到宁波市区工厂上班的调令。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2-17 11:37 编辑
九、一步一个脚印
到宁波之后，分配我到铸造车间当最脏、最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清砂工，一天下来蓬头垢面的。我在绥化铁路司机学校毕业，分配到牡丹江铁路列检所工作了整整八年，徒弟们都带徒弟了，并在调度岗位上干了好几年。心理上的落差肯定是大的，但为了回到家人的身边，我干！打扫厕所也干！
我弟弟结婚时，我把我的正房让出来，让他当婚房，我老婆难产我都没能赶回来，这几年来一直没有好好照顾她们。所以我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妻子和孩子。既然我这么想回来，就算落差再大也得回来。
这项工作又脏又累，仅次于扫厕所，但至少我也算是正式工人。有一次碰到我的一个初中同学，他看到我问：“你在哪个单位？”我说我在铸造车间。“干什么啊？”“清砂。”他扭头就走了，他看不起我的工作。但我毫无怨言，只要能与家人团聚，苦点、累点算得了什么？
过了几个月，人事科长问我会技工吗？我当然会。我本来就是修火车出身。他说：“那你去当模具工吧，给你找个师傅，你跟他去学开模具。”他领我到模具车间，给我介绍一位年轻的师傅：“这是毕师傅，这是老李。”那人一看到我，似乎一怔，马上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李师傅！”好像很熟悉。“你认识我吗？”我问。“认识啊。”原来他也是笔架山农场回来的知青。他前几年返城跟他老爸学了几年模具，现在已经是师傅了。我在笔架山农场的宁波知青中有点小名气，我是第一个回宁波探亲的，而且我是效实中学老高三。在知青圈里老高三格外受人尊重。毕师傅觉得当我的师傅有些惶恐，就马上叫我李师傅。开模具的技术性相当强，向他学模具技术，叫他师傅理所当然。我在绥化机校学过《机械制图》，接触过机械设备，因此上手较快，与工友们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不到半年就能独立作业了。厂领导见我是党员，推荐我当厂团总支书记。一年后，我厂团总支评上机械局先进团总支。领导觉得我这一年干的还不错，正逢电大招生，就给了我读书的机会。
考试对我来说不是难事，1983年我考上了电大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那一年，我父亲病危，当他得知我收到电大录取通知书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好向祖宗交代了！”从这以后，我的生命轨迹进入另外区间。脱产读书三年，毕业后我回到厂里面当车间主任兼书记，一年以后我就当上了厂办主任，1989年机械局调我到重点企业宁波锅炉厂当书记兼副厂长。从81年回宁波，83年上大学当班长，86年毕业担任中层干部，89年当上正厂级干部。回宁波的八年，我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九十年代初，我下海到外资企业当副总。做的第一家公司是宁波第一家中外合作花岗石板材公司。其后加盟泰国正大集团，参与筹建外商独资《正大食品（宁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不料东南亚经济危机波及泰国，集团资金紧张，公司又是独资企业，资金被抽走，这个厂就停摆了。之后我改行到民营企业任高管。
我的经历比较丰富，起伏也比较大，没有积累太多的财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的后知青时代大体就是这样。
十、我资助过的人
我以前穷，读书都是国家资助的，学费减免。所以对于因为经济困难而要失学的人总想帮上一把。外资企业工作期间，我通过青少年基金会赞助过宁波四明山小学四名贫困生。2002年公司派我到江西南昌工作，我发现那里的人很穷，我就跟江西省青少年基金会联系。我说愿意资助两个，我的要求就是学习成绩要好一点。选了两名高中生，我对他们说：“你们谁考上大学了，我就继续资助谁。”结果两个都考上了，一位觉得大学不够理想又去复读了，另一位考上了赣南师范学院。这个孩子父亲去世了，弟弟有病，家里很穷。虽然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却没办法上大学。我就一年2500元资助她到毕业。这个资助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毕业后她到深圳去，在深圳过得不怎么好，我建议她回南昌，她回南昌以后考上了一所小学做正式老师。
在她上大学的第一年，她母亲到江西财经大学食堂当外包工，一次工作中滑倒了，膝盖骨摔碎了。这本该是典型工伤，但治疗到一半学校食堂不管了。她无路可走向我求助。那时我已经撤回宁波，虽然同情她们，但远隔千里心有余而力不足。时隔不久，公司派我到南昌出差，工作之余顺便去她家看望一下。殊不知他们纠集乡亲正要去学校食堂闹个鱼死网破。我让他们冷静，告诉他们：“闹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带你们上学校，如果再不行就上劳动局吧。”与学校食堂谈不妥，第二天到南昌劳动局投诉，不料接待人员互相推诿，让我们楼上楼下来回跑，还说工伤投诉需要单位介绍信，没有介绍信就交钱去仲裁。一个小老头拿着小本说：“工伤得符合文件，你们懂不懂法？”我气坏了，一拍台子，大声质问：“你们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她在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在工作中受伤怎么不是工伤？”这一下子很多人都围观过来，他们的负责人从里屋出来了，问我是谁。我拿出身份证说：“我来自浙江，为弱势群体维权，这个工伤人的女儿是我的助学资助对象。你们劳动局不为劳动者服务为谁服务？我是共产党员，你们谁是共产党员？还有没有党性？”我气得满脸，想不到政府机构居然这么漠视百姓。他问有证据吗？我说有。她受伤时是学校食堂派人送的去医院，有病历，还有人证，学校是在后期才不管的。她的证人是她的邻居，现在已经不在食堂干了，当时都在场的，都作了书面证明。这些我在前一天已经都准备好了。他们一看证据齐全，就把资料收下了，说要等三个月才有结论。我让他们出张收条，他们勉强同意了。事后我给南昌市劳动局局长写信督办。三个月以后，劳动局判定是工伤。工伤结论是有了，但学校食堂仍是不理。打官司，却找不到免费的法律援助。我又给江西财政大学校长及党委书记写信。信上我写明事情原委，最后写道：你们要是再不受理，我就把这封信公开。他们没有回信，但主动上门同意调解，结果赔了二万五千元，解了她家的燃眉之急。
后来这个 女生嫁给了一个男老师，结婚时邀请我参加，让我给他们当证婚人。我去参加这个孩子的婚礼，宴会上她的亲戚、邻居都给我敬酒，说我是她家的贵人。我说这点小事应该做的，我是共产党员。
另一位资助生对象是黑龙江集贤县的。是宁波知青网发起的一个助学活动，资助困难学生，没多少，就几百块。资助了以后第二年有一个回访，我们到黑龙江集贤县去。我那个资助对象当年高三，照例第二年应该上大学了，他一直没有给我写信，我也就算了。这次我打听了一下，听说他在复读。当时这个孩子的哥哥已经上了大学。一个普通农民家里怎么负担得起两个大学生呢？他虽然考上了大学，却还是复读了。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问他：“这个情况怎么不跟我说呢，如果你今年考上大学的话，我可以资助你。”
这一年他考上了长沙理工学院，我就一直资助他到大学毕业。本科毕业后，他考上湖南大学自费研究生，一年学费要七千元。他来问我怎么办？我爱人听了以后告诉我说：“他说七千你就给七千吗？应该给八千，他说七千那肯定是压到最低的了，你要多给他一点。”我就给了他八千一年，资助了三年。他毕业后到中兴公司工作，2017年初被挖到华为公司，还是很不错的，每年都会给我来信。
对我来说，这笔小钱不能算做慈善，只能算是回报社会吧。以前我这么喜欢念书，小学也是班长，但往往交不起学费，被老师留下来，印象很深很深。到中学的时候，学费减免了，是国家给我的帮助。现在我有条件了，我就力所能及的资助些，回报这个社会。现在学校也有助学金项目，这个在我们以前是没有的，很多人拿着通知书却不能上学。因为能力有限，我就靠缘分资助几个孩子。我和他们说好，毕业五年以后，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你们把本金还给我，不算利息，不要抵押，如果没有能力也不用还。我想给他们一些压力，让他们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你不答应这个条件，我就不资助给你。至于能不能还，到时候再说了，也算是一种育人手段。
我的第一个资助的贫困大学生，那个女孩结婚前已经把钱还给我了，她家里有什么情况都会跟我说。后来的男生小一点，还没到约定的还款期限。另外我早期在宁波四明山也无偿资助了四个小学生，资助了四五年。这几个孩子我都没有见过面，现在都长大成人了。
这些孩子如果没有我的资助，或许会上不了学，而现在他们都过得不错。虽然我花了一些钱，但是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这个价值是和其它投资的收益无法相比的。这个女孩也说，她的丈夫很有爱心，碰到困难的学生，她丈夫也会无偿地去资助，爱心在传递。
我能力也有限，但我会力所能及去帮助我能帮助的人。比如我的一些知青朋友，有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差，回甬之后要结婚成家，找我借钱，我会想方设法帮助他们。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2-17 11:44 编辑
十一、关于知青的感想
知青时代让我收获的是，比较能吃苦以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当然，知青群体也良莠不齐的，不能说知青多么伟大。其实同时代里，知青不是最苦的，有比知青更苦的。
1971年秋，我随分场保卫干事老刘，去参加附近村子一对小夫妻的落户酒。他们父母原先是七分场的就业工人，两人在农场相识，结婚之后随父母回了河北农村老家。尽管家里把最好东西给媳妇吃，但仍吃不饱。他们想起在黑龙江的日子，在黑龙江农村只要肯出力，粗菜淡饭总能吃饱。他们迫切想回到黑龙江，当他们回到笔架山时，劳改农场已经变成了国营农场，想到农场落户是不可能了。好不容易通过刘干事介绍，到附近农村生产队里去落户。生产队答应他们试用一年，这一年里面能吃苦肯出力，就接受他们。夫妻两拼命干，终于在一年后被认可，同意他们落户成为村民。
我低头进屋时，真的是震撼了。他们家的草房还是借来的，破的不像样子，四处漏风，墙上一个很大的窟窿，没有家具，连炕席也是破的。外间就是猪窝，等于和猪住在一起。我看这年轻的媳妇劳累过度脸色菜黄，但挂在脸上的笑容是幸福的。对他们来说，能活下来，能在这里安家就非常幸福了。他们杀一头猪，请了全村老小喝酒。我好像上了一课，我意识到，竟然还有这么穷的人，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当一个普通农民，就感到如此幸福。可想而知，他们河北老家苦到什么程度了。我当时在农场住的也是低矮的草房，但是跟他们家比起来，简直是宫殿了，至少有电灯。
那次，我真切明白到了，在知青同龄人里面，并不是知青最苦。有许多人，他们穷的情况我没法想象。人在福中可能不知福，人在苦中也许不觉苦。知青的生活是艰辛的，但比知青更艰辛的同龄人大有人在。这对小夫妻是我们的同龄人，在他们眼中，知青的地位是他俩望尘莫及，而他们迫不及待地要逃避的那河北农村生活，又比他们目前的处境差很多。这么看来，我们这些知青应该知足了！我们是从富庶的城市被迫迁移到落后的农村，而他们是从更苦的地方自发盲流到这里。
我见过不少从山东、河北农村闯关东到东北的农民。他们开荒地、盖草房，种出粮食，无偿交公粮都不收。他们没有户口，所以被称为盲流。当地农民和知青又不一样，他们有家庭，有温暖，而我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这是无可奈何的。
在我看来，知青政策是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处于十年动乱之中，何谈对错与好坏？
毛主席在1968年12月21号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为什么不是去接受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再教育？很多知青从此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知识青年”其实名不符实，实际有些支边人员，既没有知识也不是青年，不到十八岁，没有读几年书，也去了。当时为了满足支边指标，稀里糊涂就去了，哪有什么标准？知青支边支农，说穿了就是劳动力转移。如果当年用在支边支农上的这笔资金，给政策，用来扶持一些手工业发展肯定更好。这是上层决策有问题，政策决定命运。
现在某些人对知青的态度太敏感了。我曾经去民政局注册，要求成立宁波知青联谊会。他们不说不能注册，但是就是拖着不给办。还劝我：“年纪这么大了，不要弄这个事情了。”我们组织知青联谊会的目的，无非给知青建立一个互帮互助的平台，有谁特别困难的，大家帮助一下。宁波知青联谊会的会长是集贤县长退休的，骨干多数是共产党员。这样一个以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为知青服务为宗旨的群众组织有什么必要忌讳呢。说到底还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政策。宁波有多个知青团体，自发成立也有十多年了，没有一个散发“负能量”，都是稳定社会的因素。
十二、寄语新一代
当时的知青渴望就业，但最渴望的是学习深造。在学习的年龄段，给他们学习的机会是最重要的。像你们这样在该学习的年龄，有一个好学习的机会，是很幸福的。在当时来说上学是很难得的。我30多岁了还要去上学，去学企业管理，跟学历其实也是有点关系的。但那个专业是我喜欢的，学以致用成功地解决了企业的难题，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现在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好时代，让你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学习条件，你们要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能让你们有这么多的选择就业的机会，真是太幸福了。如果当时我们有这么一个条件，有一个就够了。让我读书也好，让我有理想的职业可以选择也好，然而两个都没有。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该有职业的时候，没有好的职业给我们。所谓的“自愿”也是被自愿，我们没有选择，知青的不幸就在这个地方。
在读书的年龄里好好读书，这是最主要的。还有当你们择业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说，最喜欢的事情是最好的方向。但我觉得，如果又喜欢又有特长的，这是最好不过的，但如果自己的特长与自己的兴趣相比，还是特长最重要，如果你光喜欢，不擅长，那也没用。所以说要发挥自己的特长，通过你们的学习，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那才是最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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