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苦难 · 刘舒民
口述者：刘舒民 整理者：钱成峰时间：2016年11月14日地点：宁波海曙区刘舒民女士家中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316\wps1.png 刘舒民，女，1952年出生于浙江，祖籍山东。1968年于宁波一中（现宁波中学）毕业；1969年5月17日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团工业二连工作，后被派牡丹江学习啤酒制作工艺；1970年初，回原单位工作后在一次事故中受到严重烧伤。1980年工伤调动回宁波，在宁波电业局工作至退休。
一、忽然变成“黑六类” 我家里兄弟姐妹五个人，当时都面临着上山下乡。我哥哥1968年去了上海东海舰队，我是1969年去了黑龙江兵团，之后我妹妹就在当地分配工作了，大弟弟1972年之后去了长春当兵，小弟弟后来也自愿报名去了内蒙古兵团。 我父母是1949年部队南下的干部，一开始是搞土改工作的。我父亲为人很正直，从来都是先人后己的，像加工资的时候都是谁家有困难、谁家孩子多，就先给谁加工资。我父亲十三岁就参加革命，是个老革命。我们学校上政治课，老师都会提到我父亲的事迹。我父亲从小对我们的教育就很严格，我们兄弟姐妹也都以我父亲为榜样，都很自豪的。我就说一件事，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时候，我父亲就对这个事情特别关注。他把火灾灾期28天里各报报道的有关消息都剪贴下来，专门做了批注，还先后三次向黑龙江有关部门捐款汇钱，之后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电台和黑龙江电视台都做了专门的报道。当时甚至大兴安岭地区还发出了向我父亲学习的通知，说要号召全区人民学习我父亲对祖国林业建设的赤诚之心和为生态环境建设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还专门辟出1500亩地专门营造了我父亲的纪念林，有关的文件公函现在都保存着的。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一个革命家庭。当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我和我哥哥就是宁波市第一批去的，很光荣的。可是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阶级斗争一点一点地扩大开来，我们就成了走资派的子女，从原来的红五类变成黑六类。我家庭的事情有很多，可以说上三天三夜，但是我父母一辈子都很低调，所以在这里他们的事情我也就不多讲了。 至于我，当时我们几个很要好的同学一块报名去兵团，他们第一批第二批都批下来了，就我没批下来。后来我问我们班主任老师，才知道原来是学校里的工宣队说我父亲有问题，不能让我去兵团，只能到农村去插队去。但我就说我一定要去兵团，我跟我老师说：“让我到兵团，说明我父亲没问题；不让我去，就说明我父亲有问题”。后来是我班主任老师跟那个军宣队定下来让我到兵团去，工宣队才同意我去的。
二、兵团中的生活
我是1969年宁波市5月17号那一批去的兵团，下乡的时间5月17号，这个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以前我挺娇气的，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老师品德评语就是两个字：娇，骄；娇气的娇，骄傲的骄。到中学里就一个骄了，到黑龙江经过锻炼之后应该是没有了。 当时我是被分配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四十团工业二连，现在的完达山奶粉厂。我们连队，1969年的5月份去了十名宁波知青（就是我这一批），6月份去了齐齐哈尔的十名知青，紧接着8月份是北京的十名知青。先后三个月，分了三批去了三十名知青，由双鸭山的老知青白志东和王淑清带领我们并管理我们的日常工作和学习。 我们连队开始叫工业二连，后来叫奶粉啤酒厂。工业一连，是修配厂，就是修拖拉机电焊什么的；工业二连，是我们奶粉啤酒厂；工业三连，是粮食加工厂；工业四连，是窑地、窑厂。相比起我们工业连队，农业连队就要辛苦多了，我们工业连在农忙抢收的时候也都会去农业连帮忙的。农业连喝的是井里的水，天冷的时候手都要粘到铁手柄上的。 一开始我是在奶粉厂的车间里做包装。一个玻璃奶粉瓶一斤装，称完奶粉以后再灌进去，然后到外面封口贴商标什么的。奶粉厂工作半年后，我们团部就要造啤酒厂了。盖啤酒厂之前，我们要挖管沟，一条长100多米，深2.2米，平均2米宽的上水管沟，就是由我们这帮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在坚硬的土地上一锹一镐地挖出来的。那时候正好是冬天，要知道黑龙江冬天的土地可是很硬的，不像我们这边的土地。干过这活的都知道，先要用两头尖的镐头把风化石刨松，再用铁锹把刨松的石子铲走。十多斤重的镐头每刨一下，两臂就振得生疼，虎口就要开裂流血，满手都磨出了血泡，还要几经破裂磨成老茧。可以说这条管沟每挖一寸，都是倾注了我们这些年青人汗水和血水！ 后来团里抽了我们十一个人到牡丹江去学习四个月，回来后开始盖啤酒厂。先是自己搞基建，把车间盖起来，然后再投产。在工业二连劳动的时候，我们奶粉厂有一个锅炉，需要人用独轮车推煤去烧，用的是以前电影上看见的那种独轮车，很不好平衡的。我就在空闲时间学会了用独轮车推煤去帮他们的忙，当时学会了是感觉很有成就感的。再一个很有成就感的是建啤酒厂，啤酒厂的厂房都是我们在荒地上一手建起来的。盖啤酒厂的时候，那是很辛苦的，要白天晚上三班倒。在啤酒厂投产之前，还要刷发酵罐，一共有45个发酵罐。那是很大的罐子，每个发酵罐的容量有6吨，里面是长铁锈的，我们要把铁锈去掉，然后在罐内涂满无毒的沥青，然后才可以存放啤酒。但是那个大罐的口刚好够一个人钻进去，里面还不到一个人高，我们要钻到里面去刷上无毒的汽油和沥青。一个人去里面刷，刷一遍再出来，因为大罐的口子很小所以罐里面氧气很少，人经常是要头晕昏倒的。所以常常是一个人进去干一会儿再出来，另一个人再进去，有时候人一出来就因为缺氧就倒在地上了。这是很辛苦的，但在当时的年代，我们都是抱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去苦干的。
三、救火烧成重伤
我是在试投产以后，做扫尾工作的时候烧伤的，是197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出事故的前一天我是跟一个上海知青值夜班，第二天我是休息的。第二天我吃完中饭把宿舍里的活干完之后，因为想着车间里还有一些扫尾工作没做好，所以我就走到车间后面去看看。
我们那时候不是要刷啤酒大罐么，我们还需要融化一些沥青，融化的程序是往沥青里按比例加入汽油加温成液体，然后再把这个液体刷到大罐内部防止它再生锈嘛。当时是最后一个大罐了，刷完就可以投产了。当时是装着沥青的牛奶桶放在砖砌起来的灶上加温，下面火在烧，基本上都已经加温好了，明火是没有了，但是可能还有些火星。那时候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温度，这时候盖子是不能打开的，但是一个知青提前把奶桶盖子的扣子给打开了，因为还有些温度所以里边的气体一下子就把盖子给顶上去了，里面已经化成液体的汽油和沥青就像雨点一样一点一点落下来，落下来后碰到火星就着了。当时我正在给一个知青做思想工作，我就听见 “轰”的一下很响的声音，我头转过去，就看见一片红色的火焰。当时我就想着救火要紧，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救火的知识，我想着只要把那个牛奶桶盖子盖上火就会灭了，我就站起来走过去，想把牛奶桶盖子盖起来，但是我什么都看不见，眼前就是一片红色的火光。
后来我就昏过去了，昏迷的时候我还说：“不要管我，救火要紧；不要管我，救火要紧”。等我痛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我的手指变得很粗感觉很痛。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下，连长抱着我在流泪。我们连长他老婆是我们团部卫生队的，后来她还说：“我跟老王结婚二十几年，没看见他掉过眼泪，小刘你烧伤了，他哭了两天，两天没吃饭”。
再之后我就是被担架抬着送到团部医院去了。到团部医院以后，我还是有一点感觉的，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就又昏迷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从昏迷中醒过来已经好几天了。我醒过来之后，断断续续听领导、同学跟我说后来的一些情况。我烧伤以后团部很重视，马上给我送到师部的裴德医院去。他们还成立一个抢救小组，24小时特别护理，每两个小时跟我们团里汇报一次病情，需要的药都是到部队去拿的，都特别重视。
我下乡不久就当了班长，可是因为家庭原因一直没能入团，当时不像现在入不入团无所谓，我们那时候很单纯很要求上进的。直到烧伤之后，因为我表现出来的坚强、勇敢才入团的。我从烧伤昏迷中醒来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刘舒民，你光荣入团了！”
四、身痛心也痛
我52年出生，70年烧伤，那时候正好18岁。
我烧伤的面积不算太大，但是深度很深，深2度、深3度，需要植皮。烧伤度数浅的话，就没必要植皮。我这手、脖子都是植皮的，光是植皮就做过十几次手术。植皮手术就是把我大腿上的皮植到脖子上植到脸上，每一次都很痛苦。我现在到医院去我都害怕，我就是去看个牙都害怕。还有我这个右手烧得特别厉害，手部动手术以后大拇指的功能就受损了，手指是弯的，伸不直了。一只手的功能，大拇指占50%，其他四个手指加起来才占50%，没有大拇指这四个手指就起不了作用。以前这个右手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推荐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志愿填好了以后去体检，其他的检查都好，就是外科检查给我写的是双手残疾，那我自然也就上不了大学了嘛。但是后来我自己拿个球啊什么的捏一捏，锻炼锻炼，现在是针线什么都可以拿了。
当时在治疗的时候，医生说烧伤之后要过几大难关，有休克关、疼痛关、感染关，到最后是最难过的关是思想关，怕我接受不了，怕我思想上过不去。
烧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我以为我伤养好了，就会跟以前一样，就像割了阑尾炎一样割了就好了，也不知道烧伤了以后会变形会有后遗症。在烧伤后的恢复期中，我要求拿镜子给我看一看，他们骗我说“东北人都不照镜子，没有镜子”。但是因为我听见医生和边上人说话，我其实是有点感觉的，但我一直都没有看到过镜子里的自己。那他们不让我看，我也就没在这件事上纠结了。一直到后来我一天一天慢慢地好起来，从不能坐到能坐起来，从不能下地到能下地。有一天，我父亲泡西湖藕粉给我吃，那是我第一次能坐起来，我说我要自己坐着吃。我低头吃的时候，因为藕粉是透明的可以把人脸映出来，我就看见了自己的脑袋：挂着纱布，没有头发，光头。我就被吓到了，把勺子丢掉，放声大哭了起来。烧伤以后，我没掉过一滴眼泪，可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烧伤的样子，我哭了。
我父母和医生吓坏了。他们都说烧伤时那么痛，也没掉一滴眼泪；我父母去黑龙江看我的时候，他们都看见我眼泪在眼眶里面转啊转，但我一直忍住没让眼泪掉下来，为什么突然会放声大哭？医生来看看也没什么变化，我只是坐在那里哭，医生用听筒给我听一下，就是心嘭嘭嘭跳得特别快，其他什么毛病也没查出来。后来慢慢地我自己止住了哭，我说我看到自己了，他们才明白。其实就是当时那一下的打击自己接受不了，就一下子哭了。后来我又到上海瑞金医院做植皮手术，瑞金医院当时是全国治疗烧伤最好的医院。在上海的时候，我和其他的烧伤病友到街上去买东西，街上人看到我们要说的：这些人这么可怕，像鬼一样，是人还是鬼啊？以前烧伤病人少，人们都没看到过，包括我自己之前也是没见过烧伤的人是怎么样的。你在马路上走，人家头转过来看看你，这算是好的；但是有些坏的人，说出来的话真是很难听的。包括我们兵团也有，特别是小孩子，童言无忌，你到商店或到哪里去，你在路上走，他们看见也要说的。自己那时候还是大姑娘，听到别人这样讲，心里真的很难过。但是后来身边的人都鼓励我，我自己也就慢慢地想开了，我也觉得自己是光荣的，也就不在乎了。 五、无法忘怀的温暖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遇到的还是好人多，不管是领导、同事、战友、同学，还是我的爱人我的儿子都非常好，都给了我极大的温暖。
烧伤之后，我们团部的同学和连队里的人到医院来看我，没有不哭的，年纪大的六十几岁的哭，年纪轻的也哭。他们都在走廊外面哭完了再进来，进来看看我又要掉眼泪就马上到外面去，不让我看见。包括当时我们连队有几个正好出差的，回来以后看见连队大门口，一个横幅拉起来：向刘舒民同志学习，向刘舒民同志致敬！那些出差回来的同志都以为我死了，都在哭。还有就是我们几个宁波一起去的农业连队的同学，知道我烧伤以后就马上到团部去看我，到了团部医院的急诊室，他们看见我的两条辫子剪下来放在桌子上，当时我已经被送到裴德去了，他们就抱着辫子哭。因为脸部烧伤之后辫子贴在皮肤上会发炎，所以在团部急诊室的时候，医生就把我的辫子剪下来了，医生给我剪辫子的时候我还有点意识，我还说辫子不要给我剪掉。
我烧伤昏迷以后大家都抢着为我献血。除了年纪大的女同志以外，年轻力壮的只要是血型对的，都为我献了好多血。我们连队的有副连长门玉昌、全国劳动模范白志东和孙学通、郑义等人，另外还有三师的一个宁波知青唐晶海，他们都为我献血，所以我说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后来我们连队和团部的同学到裴德去看我，因为裴德距离连队有几个小时的路程的，他们很多人早晨四五点钟起床，爬过山到裴德去看我，每天都这样。 所以说我和他们的感情很深，我也很怀念兴凯的一切，到了那边真的感觉很亲切很温暖。
2004年再去黑龙江的时候，那边的同事也都非常亲切热情。我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从早饭到晚饭，都是他们一家一家轮流安排过去的，一个星期都还没轮完。我们奶粉厂的老总还派了一个办公室主任，天天带着我们到处参观，去中俄边境、日本地下武器库、博物馆，特别热情。走的那天我是晚上11点钟要到密山去坐车，他们就11点钟在车站送我，那时候是大冬天啊，我真的特别感动。我一点都没有因为我在那里烧伤了而有什么怨气，我对那里的人、那个地方都很有感情。就在那次回访的时候，我们在沈阳车站等车，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看我是烧伤的样子就问我来龙去脉，我说我是在兵团里烧伤的，他们就说你在那里烧伤还回去干什么？他们不理解也不懂我对那边的感情。对于我来说，那边的人很好很朴实，我对那边的人有感情，对那个地方有感情。
我的家庭也很好，婚后的生活也很幸福。我和我爱人认识的时候我已经烧伤了，而且那时候工作还没有正式调回来，但是我爱人并没有因为这些就嫌弃我。结婚以后他一直都尊重我，我爱人在单位里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我儿子从小就很尊重我从来都不嫌弃我，从小学到中学所有的家长会都是我去的，而且到了外面都要跟我拉着手，一直都很孝顺，89年的时候还被评为全国好少年“孝敬奖”。我儿子结婚十多年到现在，每天都要给我们打电话问候的，家里的米啊、油啊、水果、衣服啊这些生话用品都是我儿子儿媳他们买的，孙子也很孝顺。
现在有的知青在网络上写文章，回忆当时吃的苦，在车间干活怎么样啊，在农田劳动怎么样啊，西北风怎么样啊，很苦很冷什么的……我就写了一篇，我说我感觉很甜。我还是觉得知青运动对我们这一代知青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虽然如果没有这个知青运动，我们这一代人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但同时也就不会懂得那么多，也不会从中得到锻炼。像我虽然烧伤了，但是我去了那边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收获了很多珍贵的感情。我觉得去锻炼过的人，插队也好，在兵团也好，跟呆在城市里的人好像不大一样。我们算是曾经失去过的，所以更懂得兄弟姐妹情，更懂得父母恩情。城市里没受过苦没锻炼过的人，孝顺的有，就是感情可能不会像我们这么深刻，就好像是经历了苦难之后，哪些东西是需要珍惜的，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这代知青什么都赶上了，停课、下乡、下岗、独生子女都让我们给赶上了。
我正式回来，是80年才正式调动回来。因为什么呢，我是工伤调动回来的，而其他人回来一般就是顶替父母工作，或者自己办一个证病退回来。但是病退回来的，到宁波以后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再有的是父母提前退休给儿女顶替，那时候返程都是这样的。我正式调动回来之前呢，我一直在家中养伤，但是黑龙江兵团那边一直是发工资，发全国粮票（有45斤），还有每个月给的营养费，但是其他的什么护理费、补贴是没有的。我就说啊，我烧伤以后，我父母和我什么要求都没提，一分钱都没要。我们没有给领导添麻烦，也没有为难他们。
80年调回宁波之后，我在电业局工作。具体工作就是管一些维修工程的支票、材料费、工人的工资什么的。这个财会工作，也是我后来自己学的。我退休以前就一直做这个工作。
现在我最纠结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像我这样在下乡期间受工伤的知青的一个后续抚恤处理问题。现在这些知青的年纪都大了，就像我吧，以前没觉得什么，现在年纪大了，一些后遗症都出来了，那有些问题就不得不考虑了。就我本人来说吧，其实现在后遗症还挺多的，像我现在去看牙齿都看不了，因为我这个嘴巴烧伤后是张不大的，如果要看牙、拔牙、镶牙什么的医生说都很困难，这都是工伤后遗症。所以我就在想啊，知青在下乡期间受的工伤，一直没能很好地妥善地处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两个，我知道的就有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养老问题。像我儿子以后要管四个老人，我们现在身体好还行，可是年纪大了身体不可能一直都很好的啊。现在社会工作竞争那么激烈，他们还要管着自己的事情。养老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两个人的问题，是一大批老年人的问题。我们现在走在一块，大多数都是讲这个问题。前几天我同学还在说要一起到敬老院去登记去，我说那么早去登记干什么，我说我们国家政策会上去的，五年十年之后肯定会考虑我们的。我现在呢，晚年生活也很充实，上上老年大学，同学、战友时不时聚一聚，小区里有需要帮助的老人我也去帮帮忙，每天也都很开心。
我对你们年轻一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和期望，就是希望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上进、奋斗，要坚强、乐观，碰到挫折要想办法去解决，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勇敢地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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