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动生命的旋律 · 徐玲
口述者：徐玲 整理者：欧阳钰时间：2016 年 11 月 6 日 地点：徐玲女士家中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736\wps1.png 徐玲，1951年1月生，1970年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三师十九团，曾在“白毛女宣传队”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担任主演，成就了兵团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传奇。1973年返回宁波后在企业工作，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当舞蹈老师，曾参加省，市，各类文艺团体赛群舞，多次荣获金银奖项。2010年，在全国第二届老年大学文艺汇演和全国第二届老龄文艺汇演中获两项金奖。
一、下乡：为了舞蹈的梦想 我是1970年下的乡。当时很多熟悉的朋友同学早就走了，都是我去火车站送的他们。轮到我走的时候已经没有熟悉的伙伴。按照国家的政策我可以不用下乡，因为那时候能留下来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身体状况不好的，另一种是像我一样的独生子女，这两种情况可以留下来统一安排工作。可是后来我的户口从学校转到了街道，工作也没分配下来，我在家闲得没事干，身边的人也都走光了。妈妈跟我说要不你去支农，我说支农我不去，要走我就走远点。 我会跳舞。从七八岁起，宁波市第一批少年舞蹈队，我就是第一批被招进去的。后来一直跳到文化大革命前。记得那时候浙江军区在宁波招文工团，我们去参加考试，当时初赛，复赛都考进了，军区歌舞团的人让我们等待通知，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有的都没了。所以我一直就很想参军，很想过那种部队的生活。当街道招工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你跳舞跳的那么好，到黑龙江去吧，那边有文工团的，你去了那边肯定大有所为。 那时候我年纪轻，他跟我说了两三次我就心动了，觉得反正自己也小，就先报名走进去看看。我心里很清楚父母是不愿意让我报名的，在他们都出去上班的时候，我把户口簿偷出来自己去报名了。我妈知道了之后在家哭得要命，说：“我就一个女儿，你还要不经过我同意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跟妈妈说我想要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喜欢跳舞，黑龙江那边有文工团，是我发挥长处的地方。我妈看我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就说算了，你去吧。当时我们宁波去了20多个人，这20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待定的，我们跟舟山知青坐在同一节车厢里，所以有记者就把我这个宁波知青写成了舟山知青。 那时候对兵团、部队有一种向往，觉得参军很光荣，我们是支边的最后一批，人已经很少了，基本上就是亲戚朋友来送送。车厢里还是很多人哭的，火车一开好多人都哭起来了。我去的时候心情是又复杂又懵懂的，除了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的恐惧之外还有一种自己即将大展抱负有所作为的兴奋与豪情。
二、兵团：生活的变奏 我所去的地方是黑龙江兵团的3师19团，从南方到北方，生活马上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记得刚到兵团的那天晚上，我们因为没吃晚饭都特别饿。下了火车之后，他们就给我们吃大麻花，一人两根很粗很大的麻花，还有一个窝窝头，他们说我们刚刚到，特意弄了好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喜欢吃，就分给身边的小孩吃，后来到了连队才知道大麻花竟然是那么好的东西，后悔随便送了人，大麻花在当时真的已经算待遇很好了。到了团部，各个营各个连都驾着马车到团部来接我们，我们20几个人被分到各个连里。我分到了1营4连，住的房子是单独给知青盖的，每个宿舍睡五六个人，上下铺，下边是炕。 伙食上就是天天吃窝窝头。刚开始还好，后来吃多了就难以下咽了。过了很久才吃到馒头，每个月偶尔才有点白面。所以我们很多男生吃不饱就要家里寄东西，我妈妈有时候也给我寄点吃的过来。我们那时候十几个女生一个宿舍，都像小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感情很好，有什么东西都像是共同财产，谁家寄好吃的来了，大家就一起吃，有瓜子，甜瓜，地瓜，还有苹果吃，那时候的生活虽然艰苦，但现在想想也挺有趣的。
我开始在连队干农活，后来调到宣传队，生活条件好多了。我们宣传队因为跳全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在沈阳军区出了名，所以团长很支持宣传队，什么都想到我们，有什么好东西就想着给宣传队送来，还在连队边上给我们建了宿舍，办了一个食堂，专门为我们宣传队开小灶。练芭蕾和别的不一样，营养必须要跟上去，我们每天吃的都是窝窝头和馒头，窝窝头比较少，馒头多一点，稀饭一个礼拜可以有一两次，而且肉也比别人多吃一点，菜里的油也会多放一些。团里知道，芭蕾是世界上顶峰的艺术，如果营养跟不上是跳不起来的，那时候弄不到牛奶，于是就给我们吃各种黄豆制品，黄豆是兵团自己种的，打好豆浆之后滴几滴酱油就变成豆腐脑了，那时候他们要求我们每天喝几碗豆浆吃几碗豆腐脑来补充营养。 在宣传队时我们经常到各师去演出，也没有额外补助，条件很艰苦。有一段时间很冷的天还在外面天天练功，我们就提出来在苗圃路造个练功房。上面同意了，特意批给我们一个练功房，我们每天在那里练功，学习。每天的训练对我来说还是能接受的，因为我从小是在少年体校练体操，我的基础比他们好。他们当中有些男同志年纪挺大了（当时的高二高三都大概22，23岁了），腰功腿功并不是很好，训练对于他们来说就比较辛苦了。那时跳芭蕾舞的条件没有现在好，根本没有鞋套，跳芭蕾都是直接用纱布裹着的，跳完以后那个纱布和脚上的趾甲，血都粘在一起，撕都撕不掉，钻心地疼，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除了练功以外，我们还要劳动。当时规定不能脱离劳动，所以还有一块地给我们劳作。但是我们的干活时间比较随意，只有秋收的时候，比如苞米熟了我们才会去下地干比较长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拉到工地去干活。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2-12 16:02 编辑
三、环境：与“狼”共舞
黑龙江当年被称作北大荒，环境很恶劣，不光有对我们虎视眈眈的“老毛子”，还有被称为“大烟泡”的暴风雪以及找不到东西吃而袭击人的野狼。
我们下乡的时候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经常要演习。晚上睡觉要求我们鞋子棉袄都放在那里，要是哨声响起的话就要马上起来的，并且不能开灯。哨声一响就赶紧把衣服胡乱地往身上套，然后跑出去集合，而且不能站着，要卧倒在雪地里。兵团有专门的值班营和警卫连，他们都是带真枪的，挑的都是政治条件好和身体好的人。总是要组织军训。那个时候兵团的气氛很紧张，经常有信号弹飞起来，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不过我们离打仗的珍宝岛比较远，没有挖过战壕。我对那些真枪很好奇，有一次在连队里演出，看他们打靶，他们也让我们去练练。三八式步枪那么重，肩顶在上面弹回来可疼了，一定要训练过的人才用的起来。
黑龙江的冬天非常冷，老下雪。记得71年的时候下了很大的一场雪，把我们种的苞米都捂在了雪地里，当时整个团都被拉去，我们宣传队也去了。我们戴着手套在特别深的雪里掏苞米，最后我们的手套都破掉了。当时很多离团部比较远的地方米也没有了，柴也没有了，雪太大又出不来，就只能用兵团飞机把蒸好的馒头扔下去，扔下去的馒头已经冻得跟石头一样了。印象深刻的是我和一个杭州知青烧水，因为柴拿不出来，就去抱一点树枝，结果树枝拿到了人出不来了，最后是我们两个一起滚出来的。当时雪最大的时候有一公尺深，下了几天几夜，早晨起来门都开不开。后来还是男生帮忙在外面用铁锹把雪铲掉我们才能出来。
有一次我们宣传队在一个团演出结束之后要去另一个团，时间已经很晚了。那时候两个团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远的，我们人多道具也多，加起来差不多有七辆卡车，我们坐在卡车上把所有可以穿的都穿上，把道具都放在外面也挡不住严寒，真的是冷到了骨髓里，冻得皮肤像被猫咬的一样。大家照顾主要演员，我和一个上海知青，就坐在驾驶室里，但依然很冷，那坐在外面的都不知要冻成什么样儿了。那天坐在外面的男生忽然对我们说，你们别吵啊，后面有狼的！然后我们就发现黑夜里有无数闪着光的“电灯泡”跟在车后面，其实那是狼的眼睛。那些狼当时可能是饿了，雪太大又没地方找东西吃，就跟着我们。我们的卡车停了，它们也停下来，我们的卡车开了，它们也跟着我们移动，一直跟了我们好长时间，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坐在外圈的男生让大家不要回头，不要去管后面的狼群，保持清醒，不要睡着，等我们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它们终于不跟了。那次真的把我们吓坏了，害怕车在路上熄火。当时兵团里听说过有知青被狼咬死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到，连长就给我们上课，说在东北跟人见面打招呼一定不要拍人家的后背，因为狼攻击一个人就是两个前脚竖起来拍你的后背，等你转过头的时候就冲你的喉管咬过去。所以那时候冬天出门的人手里都会拿一个“棒子”，就是那种粗一点的很结实的棍子，拿着防身，只要后背有东西在拍，就拿这根棍子打过去。
四、《白毛女》：田野上的芭蕾
在19团的宣传队跳芭蕾舞剧《白毛女》，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段日子。
刚到连队的时候，要给新到的兵团战士开联欢会。在联欢会上连长指导员知道有个叫徐玲的姑娘，舞跳得很好，而且还和别的舞不一样，是跳芭蕾的，就请我跳了一段，我跳完了之后就轰动了。当时，别的营也有跳芭蕾舞的，比如3营有上海知青、哈尔滨知青和舟山知青也会跳。我们的政委主任看了之后说我们有那么好的人才，1营有会跳芭蕾的，3营也有，那我们何不组织一个宣传队专门跳白毛女呢？于是我们就成立了白毛女宣传队，当时叫做19团文艺宣传队。一开始我们是自己编，等到样板戏电影出来了，我们就照着电影跳，把全剧都学下来。那时我们一边放一边练，机器都让我们放烂了。
我们的表演在团部影响很大，后来就去师部参加汇演了。兵团的司令非常看好我们，他说既然我们整个兵团有那么好的人才，我们就要以19团为基础，大力扶植文艺活动。然后我们整个师就开始挑人，凡是有文艺特长的人都会抽到我们19团来。有几个北京舞蹈学院美术画工的人也调过来了，他们被下放到那里才40几岁，当年有名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美术就是他们搞的。我们每次出去演出有7个卡车的道具布景，全是他们照样板戏的设计画出来的，兵团的人才真是特别特别多。
我在《白毛女》中演主角，开始一个人演喜儿，因为体力上吃不消，后来由不同的人演。一个人演“黑毛”的喜儿，另两个人演“灰毛”，我演“白毛”。那时我们人手还不够，跳完自己的角色之后还要去跳群众演员。我们并没有主角配角之分，但是分工却非常明确。比如这场你不在，你就在后面拿着道具，这个道具上也要写上你的名字。队长是现役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主要是负责业务一块。样板戏《白毛女》的电影一出来，他亲自去师部拿回来，还拿了一个放映机，负责我们排练，指导员就给我们做做思想工作。当时有个上海知青出生于艺术之家，技术方面的事情她非常懂。还有一个北京知青和她一起做编导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参与进去，毕竟我们是主角，要挑大梁的。后来我们去哈尔滨歌舞团也学了一些芭蕾基本功，去北京芭蕾舞团学习过一段时间，还有些上海知青带来了一些基础训练的资料给我们，当时我们一边演一边学的状态。不过现在想想当时的那批知青里人才还是非常多的，又能干又聪明。
去21团演出的时候，有一次我受了伤。那天零下三十多度了，我们连续演了很多场。那时候因为年纪轻，也不懂科学原理，不知道芭蕾只能在地板上跳，不能在砖头上跳，不然会受伤。当时我们就凭自己年轻，什么都不顾，只管不要命地跳。跳到第七场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脚站不住了，钻心的痛。芭蕾需要一只脚踮起来跳，我当时觉得踮起来的脚痛得吃不消，外面零下三十几度的天气，我却出了一身的冷汗。但那个时候我不断在心里对自己说，第七场一定要坚持跳完。就这样坚持着，等到全部跳完谢幕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大家都上前问我是不是扭伤了，我那时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边上的同志在帮我揉脚，其实现在来看是不能揉的，应该冷敷。过了一会儿大家见我还是站不起来就慌了，连夜派车把我送回团部，之后又把我送到佳木斯医院，外科在三楼，我没办法走，队长把背了我上去。兵团的司令打电话给医院跟他们说一定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条件来治徐玲，说她是我们样板戏的主角，不能让她倒下去，很多人等着看她的演出呢。兵团特地为我的事情开了个会，医院连夜把所有的好医生都抽了过来。后来检查出来我是软骨撕裂，上面的软骨都掉下来了，根本没办法站起来，第二天给我动了手术。医生非常地佩服我，说我怎么那么坚强，一般人连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跳了。其实当时我就是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撑着的，就觉得在样板戏里是不能倒下去的，靠着这么一股劲儿才把舞跳完。之后我的伤恢复的还比较快，不久之后我就能继续跳舞了。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2-12 16:13 编辑
五、宣传队：难忘的青春旋律
我们的“白毛女宣传队”当年影响很大，电影演员濮存昕也在底下看过我们演出。他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就说过，一二三师都有宣传队，有的水平很高，而19团能够完整地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跳得很精彩，这帮人走到哪里都特别受欢迎。后来旅德博士朱维毅写了一本书叫《生命中的兵团》，记录兵团知青的历史，基本上把我们各个层次、各个层面中的人都采访到了。他写的都是真人真事，而且非常仔细。他采访了我们白毛女宣传队很多人，特意从北京飞到宁波来采访我，把很多事情都写到了。当时朱维毅写到我时说“徐玲是兵团历史上的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着知青文化传播的一种境界”。我觉得他把我抬得太高了，我有点不敢接受。书里面的好多照片都是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有张照片是我们白毛女宣传队下车间给工人演出，有个摄影的人把当时的场景照下来，你看，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表情也非常生动，照片呈现出来的并不是摆拍时僵硬的表情，而是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精神。
当年文艺在车间、田头演出，影响很好。我们虽然是业余舞蹈演员，但跟专业的一样训练演出，可能现在的专业演员也没有我们当初演得那么多。那时候全场的《白毛女》我们就演了300多场，还不算下连队的小节目。那时候我们很出名，在师部的汇演中我们一炮就打红了，反响特别特别大，兵团的首长，沈阳军团的首长都对我们赞赏有加。当时有人说：“土包子会跳芭蕾，还跳的那么专业，真是不可思议。”有一次我们在连队演出完，黑龙江电视台的记者就来采访我们，还在麦堆边上拍了张集体照，当时很多人已经卸妆了，记者赶紧说让我不要卸，让我坐在中间照相。这张照片总能让我想起当时的细节。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没有录像机，要不然可以把我们整个的演出拍下来，可惜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设备，胶卷也特别宝贵，能拍几张照片就不错了。
我们在哈尔滨大剧院演出过，整个东北很多专业舞蹈演员，包括哈尔滨歌舞团的演员都来看我们跳，他们本身也是跳白毛女的，但对我们的评价都很高，他们说真的想不到知青会跳芭蕾，而且跳的还那么好。后来我们演出就不局限在兵团了，我们代表整个沈阳军区在东北三省演出，那时候整个东北三省我们都走遍了，大庆油田，钢铁厂等等我们都去过。当时文化生活很贫乏，就只有几个样板戏，所以在一个大剧场里，一演就是很多场，底下的观众都非常非常欢迎我们。有一次我们在大庆油田演出，演了三天，我们上午跳完下午跳，跳得非常非常累，当时观众看到后面已经完全投入了这个故事里，都忘了自己是在看样板戏了。看到地主婆打喜儿，他们非常生气，把手里的馒头都扔上来了，因为演得很逼真。每次我们演出完，底下就有如雷般的掌声，这真的是一段令我难忘的经历，那是青春的旋律青春的舞蹈啊。
近些年北京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上海芭蕾舞团的《白毛女》，我都去看了，比较一下当年，现在确实跳得很好，基本功都非常好，但是我心里就觉得少了一种激情，一种我们那个时代才有的激情，动作很标准，但少了一种内在的东西。
六、返城：回家的蹒跚脚步
我们宣传队的队长一直对我特别照顾，他说我不应该到这里来，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是可以不下乡的。当时我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来这里，在这里也生活了几年，做了挺多事情，家里父母年纪也都大了，我就开始想回去了。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当时有两份让我回家的调令我都不知道，被上头给压了下来，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封调令了，如果第三封调令也失效了，可能当时就没法回去了。所以我们队长从师部知道后，就立马偷偷告诉我。
在当时，白毛女宣传队算是我们兵团的一面旗帜，而我又是演白毛女这个主角，算是台柱，要是我走了，我们白毛女宣传队就垮掉了。所以他们都不让我走，把我的商调函压住，不让告诉下面团里的人。后来回去我妈问起来我有没有收到调令，我说我从来都没收到过，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那天我们队长和我说完这件事之后我心里就很着急，其实兵团当时对我挺好的，每年都允许我回家一次。我记得那时候沈阳军区也说要我，如果我当时去了，也相当于是正式参军了。但我们兵团不同意，不放我走。
我马上到师部去，偷偷摸摸地不敢和任何人说。师部的人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不好把我们队长说出来，就说我就是知道，家里来信，信上提到了。当时师部的人还说没有收到这个调令，我就特别坚定，说肯定有的，一定有。他看我这个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说我给你盖了章之后你不要把我说出去啊。他是犹豫了好久才给我敲上章的，我早上去的，到下午很晚才给我敲章。敲完章之后天已经快黑了，下着很大的雪，师部到团部的车也没有了。我很担心自己留在这里夜长梦多，万一碰到首长什么的，知道这个情况不让我走了怎么办，所以我就坚持要当天回团里。我到食堂随便买了两个馒头去马路上等，在马路上招手，当时我等了很久，路上人和车都没有，那时候已经十点多了。等到大概十一点，终于来了个车子，他就停下来问我，到哪去。我就说大叔你经过十九团吗？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回去。大叔说他不经过，但是可以绕一下。于是他就把我带到了团部门口。那时候当地人都很善良，对我们知青很好。
从团部到宣传队，还有一段路，大概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我住的地方，其中还有一段苗圃路，两边都是树，一个人都没有。现在想起我当时走这段路的时候都记忆犹新，感觉自己还在那个地方。当时感觉视线之外就是一片雪，大晚上的什么也看不见，没有一点灯光。我听见自己一个人在走路的声音，“咔擦 ”，“咔擦”……后来我都不敢看前方了，把眼睛闭上，太可怕了，风呼呼地从我身边吹来。我当时才20岁，旁边就是树林，我一个人默默地祈祷，千万不要碰到狼，碰上就完蛋了。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冰天雪地里我因为害怕反而出了一身汗，后来走得都快没知觉了，就这样强撑着走到住的地方，都快两点了。我一进门就趴在炕上，睡我旁边的一个知青对我很好，一直在等我，看我回来了赶快把我的鞋子脱掉，我当时真的是累坏了，又累又饿，还那么害怕，所以我连大衣都没脱就直接睡着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现在想想这段经历都非常可怕，为了回家，真是不容易。
至于为什么那么渴望回家，有时候仔细想想，大概因为毕竟是南方人，觉得一辈子呆在北方好像不太可能。开始去的时候很懵懂，呆久了之后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归宿，还是应该回家。
我自己一开始就是很向往参军的，不然也不会偷偷地跑到兵团去。那时候沈阳军区要我，我也是被上头卡住，不让去，回家的调令也是被上面压着，其实心里是有点不开心的，有一种理想受阻的感觉。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2-12 16:17 编辑
七、金奖：激情的生命之舞
我返城的时间是1973年，没有早一点也没有晚一点，刚好碰上宁波市停止招工三年。回来的时候不管是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好一点的工厂都不招工。我后来就去宁波文化馆，因为没有编制，当时不能做正式职工，只能做外包工。后来觉得做外包工也没什么意思，就一直东做做，西做做，一直等到二轻系统招工了，我已经差不多二十五岁了，才进了一个工厂，一直干到退休。随后老干部局成立了宣传队，我参加了，一直在舞台上活跃，从没停下来跳舞。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我开始是长青艺术团舞蹈队的队长，这个舞蹈队每一年都会代表宁波市委慰问宁波老干部，在宁波比较出名，后来我当了老年大学的舞蹈老师，一直持续到现在。
全国老年大学有四年一届的汇演比赛，2010年的时候，我们老年大学也去参加这个比赛。当时全国各地五十多个团体，要得奖是很困难的，必须跳出自己的特色。老年大学的校长很支持，大家商量之后准备排我们江南的《蝶之恋》。梁祝的故事些家喻户晓，歌曲大家也都会唱，我们特别精心地排练，整个暑假都没休息过。七八月是最热的天气，我们也每天坚持在老年大学排练，哪里不对，哪里要修改，反复调整，精雕细刻，练了好几个月。
比赛的那一天要抽签决定出场顺序，我们抽到了倒数第二个，这个数字不太好，我就在前台看他们跳，其实来参加比赛的团队都很优秀。当时天津艺术团有一个形体舞蹈，也是跳芭蕾，那时候我在旁边看，觉得他们跳得非常不错，但是他们那是跳形体舞，只是以芭蕾的姿态跳舞，不是真芭蕾，当时很多人都在台下鼓掌，我看了之后也觉得很不错，不过我心里有底，毕竟我们跳的才是真芭蕾。所以当我们出场的时候舞台下响起了雷一般的掌声，很多人都说“真芭蕾来了！”，掌声一片接一片，因为老年人能跳芭蕾是真的很不容易也很少见。比赛结果出来时我们得了一个金奖，我们有些学员都激动得哭了，太不容易了！五十多个节目里，五个金奖，有两个还必须是当地的，所以那么多团队相当于只有三个金奖的名额，而我们得了一个金奖。参加完这个比赛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内蒙古参加另一个全国老龄汇演比赛，又得了一个金奖。当时我们老年大学在宁波都轰动了，一个月拿了两个金奖，很多报社都来采访我们。
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幸福，不管到哪，在什么时候我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和平衡。当初在兵团也好，回宁波没固定工作也好，我都没失去过我喜欢的东西，都一直在跳舞。那时候我们居委会有什么演出，要排练舞蹈都让我帮他们一起做。虽然也遗憾有很多机会都失去了，但是反过来想，去了想去的地方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也预料不到，也许没干自己喜欢的事了也不一定，所以坚持跳舞这件事算是弥补了我。如果我在专业领域跳舞最多也就跳到三四十岁，就得改行了，像现在一样到退休了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现在的生活真是非常充实的，很开心，带出了很多学生，他们都很喜欢我，很喜欢上我的课，也很尊敬我。
我人生中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在北大荒，一个是在老年大学。我真的很感谢老年大学，在我回来后给了我那么好的一个平台，我在这里当老师，越来越成熟，开始只是跳，后来又开始教，一边教，一边自己也经常演出。
八、回首：知青的时代回声
要说知青生活给我带来了什么，那可能就是锻炼了我的意志，随便碰到什么困难我都能看得很平常，因为我最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时候我在兵团，就像现在的明星一样，随便走到哪都有人来迎接，都会有领导问小白毛女在哪儿，让我坐到他边上去。在老年大学也有很辉煌很受欢迎的时候，我的学生，身边的很多人都很尊敬我，但是都过去了。所以我现在对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很平淡，只要健康快乐就好，我健康快乐，我的家人健康快乐，我的学生们健康快乐。人生很多事情说过去就过去了，有什么好遗憾后悔的，毕竟这段经历是刻骨铭心的。大风大雨都经历过，已经没什么太值得去计较的事情了。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这种心情。有时候和我女儿说起以前的事，她总说，妈妈，这太遥远了。我也只能回答她“对啊，这是很遥远的，你们这代人体会不到的。”但这些回忆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当年的宣传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生活，感情都很好，现在我们也还保持联系。有时候大家会说起以前的事情，一起回忆青春的日子。前些年我们还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聚会，大部分人都到了，大家都很热情，这种友谊真是一辈子的。有一次我们还提议一起回黑龙江去看看，但是很遗憾，我那时候因为家里要搬迁，自己身体不太好，眼睛出了点毛病，所以我没去。但是我自己很想去那里走一走，如果以后有时间，我还是想去看看，毕竟那里是青春的记忆。回去看过的宣传队朋友都说当时我们呆过的地方现在大多都变了，都变成农场了，我们原来的房子都没了，不过那里的人还是很热情招待我们。我们的3师19团现在是597农场，现在那里建了一座知青博物馆，我们的照片被放大放在那里。那张在车间跳白毛女的照片，也算得上是历史的一个见证了吧。看到那张照片在那里展览，我们的内心也是很自豪的。
知青给当地也留下了一些东西，它的价值在慢慢显示出来。知青对当地学校，特别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团部的运动会、学校的运动会，我们宣传队去给他们编舞，帮他们排团体操。我们去之前，他们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接触过外面的世界，有很多东西他们都不了解。在生活和饮食方面，我们知青确实给他们带去了很多改变。
你们这代人生活真的很好，有这么好的条件，不用吃什么苦。但是你们还是要具备一种坚持的精神，不管做什么都不要放弃，只要你坚定自己是对的，就要勇敢走下去，不要碰到什么大风大浪就半途而废。人生这条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总要遇到坎坷，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念。有所成就都是要吃苦的，付出了才能有回报。所以你们必须要有一种能吃苦的精神，有些事必须是自己经历过才能有这样一种体会。在你们学习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也会有困难，所以你们要有目标，要勇于追求，不能遇到问题就退缩。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