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青的回忆与思考 · 李静涛
口述者：李静涛整理者：石祎睿时间：2016年4月8日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118教室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3112\wps1.png 李静涛，1969年9月下乡到黑龙江省桦南县柳毛河公社东柳大队，做过农工、代课教师、商店售货员。1973年进入黑龙江大学求学，1976年12月毕业分配到宁波市人民银行工作，工行成立后就职于宁波市工商银行科技处工作，后任科技处长。1990年服从组织调动，进入宁波市政府人普办、市统计局，任市政府人普办副主任、市统计局计算中心主任。1992年6月调回市工行，任市工行信托投资公司科技部总经理、技术总监。 著有《robotron1355机程序设计》教程（人民银行总行采用）、《计算机与储蓄业务》、《计算机与会计业务》（浙江银行学校采用）。获浙江省工商银行应用软件设计一等奖2次，其开发的储蓄业务软件应用于全省工行系统各支行网点。曾当选宁波市科协委员。现为宁波市信息化工程评标专家组成员，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员。
一、懵懂离乡 我是1969年9月11日那天下乡的。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美国纽约世贸中心9.11事件，这个日子我们也是牢记的。出了美国的9.11，我第一反应是9.11看来真是一个凶日。就世界、人类而言，美国9.11要比我们的9.11影响大得多，而就个人命运来说，1969年的那个9.11才是使我们境况骤变、切肤之痛的灾日。 我们由学生变成农工，居民变成农民。生存居所不再是四季宜人、商店林立的城市，而是陌生的荒原、偏僻的村庄。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猝然结束，伴随我们的是绵延雪原般的无望和迷茫。 9.11是我们这一专列上一千多个既非壮士、亦非难民的人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们离别从小生长的故土，去往遥遥几千公里的关外；那一天，我们身份变成了所谓的“知青”；那一天，我们被吊销了城市户口——这是当时每个人获得食品用品的生存之本。那一天起，全家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是日下午，南站广场上大喇叭激昂的进行曲和人群里悲伤的唏嘘、断续的哭泣声混在在一起。整个月台弥漫着“风凄凄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回”的悲怆气氛。 许多事都是后怕才发觉真的是可怕。那天下午三点，南站出发的时候，我仅仅是有点惘然，没有觉察到这一变故的严重性，还顾目四看，似乎觉得很热闹。专列启动的一刹那，站台上下、车厢内外的哭声猛然升高几个声调，铺天盖地。当时我的理解还只停留在出远门惜别的层面上。现在看来这些当时哭出声、痛彻心的同学，是比我敏感、深刻啊。 40年后的9.11，我填了几句短诗纪念之：“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鸣。/知青房里冷冰冰，满屋凄凉景。/一半同伴回了家，锅里已经断了粮。/朔风呼啸，朔风呼啸，破门窗吱吱响，可怜我们知青流落异乡。” 那时歌曲《松花江上》被批判为反动歌曲，而我却每每会面对东北的荒原，在心里不适时宜地回响起它如诉似泣、带些嘶号的旋律，“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
二、下乡经历 在东北我没能学会赶马车，精通的农活好像一个也说不出来。能称得上有点水平的，是两件与吃有关的小技能，一是贴大饼子，拿玉米面团对准大锅，啪地过去，久而久之，我能把大饼贴得很圆、很均匀。二是擀饺子皮，用擀面杖擀出大小一致、趋近正圆的饺子皮。回宁波后带回一个擀面杖，星期天教宁波朋友包饺子。对从事教师工作的朋友，我告诉他们动作要领：左手按着面团作逆时针圆周运动，右手持擀面杖作上下匀速直线运动，哈哈。 与大多数知青一样，从老乡的鸡窝里掏鸡这些事我们也不是没做过，当时都是集体出动，我分工一般就是望望风。下乡一周月，我们三个知青去山上放猪，想到晚上烘干的粮食没有了，就地取材，想把猪尾巴割下来充当晚餐。其中一个高中生物理知识多，他说这不行，把尾巴割了，猪会失去平衡，赶不回村的。后来三人一致决定：割几个猪耳朵当晚饭——这是我记忆中最美味的猪耳朵。
乡下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空闲时间遇到雨雪天就是坐在炕上发呆或干脆睡觉。有个雨天，百无聊赖，我提笔写了篇稿子投到《合江日报》，竟然给登出来了，由此大队领导认定我有文化，让我到村里的东柳小学做了语文代课老师。后来我分配回宁波后，第一个拜访的老师就是教我初中语文的董恒生老师，他确实是位好老师，他教我的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东柳小学任教期间因为普通话不准闹了个笑话，语文课本有一篇“大红枣儿甜又香”，我读成“大红枣儿dian又香”，轰地一下，学生们哄堂大笑，下课后还排着队有节奏地齐喊“大红枣儿dian又香”。后来我主动跑去要求杨校长让我改教数学了。在农村三年另三个月，三个月与妇女一起干活（拿的是10分，全劳力的工分），一年小学代课，一年向阳山水库供销社售货，最后一年借调到县革委知青办，都是拿工分的。
三、漏网之鱼 一天一天，春去秋来，在东北农村，农活其实不累的，我代代课、卖卖货，更说不上累。苦恼的是前途无望，不知路在何方。一天天混着，精神上很苦恼。 1973年，下乡后的第三年，突然传来我县也有知青上工农兵大学的名额。名额的获得通过“推荐与考试相结合”。那年我恰好被借到“县知青办”上班，推荐表就是县知青办发放和掌控的，近水楼台，直接、顺利地从张主任手里拿到了推荐表——推荐这一个大难关就这样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是“考试”，我突击学习高中课程，耳边时时回响着“与命运抗争”这句话，真的，这种情况下的学习积极性是现在高考学生无法体会、无法比拟的。我把棉袄棉裤送给了老乡，一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状态。若考中，上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考不中，逃回宁波，变成没有户口的盲流，逢年过节得小心隐藏、躲避居民区的搜查。 那一年的八月初，我终生难忘的日子，翘首以盼的高校录取通知书终于等来啦！当时我站在知青草房旁，望着黄昏西斜的日影，两年来时不时盘桓脑际的惆怅和迷惘一扫而光。淡淡的夕阳，在这一刻不再是惨淡，比记忆中海面拂晓的日出还要明亮灿烂。这个人生的重大转折，没有仪式的告别，贫下中农集聚在村口送别，马车送我去县城火车站。说实话，我对东柳村的生存环境没有一点留恋，嘴上还得应景说“学成后建设新农村”。几天后，在桦南车站即将开动的列车门口，同伴替我拍下一张照片，事后自题词“匆匆如漏网之鱼”。当时那种柳暗花明的欣喜也只能低调地压抑在心底，生怕一不小心说漏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打回原状继续修地球。 1973年的9.11晚，我在哈尔滨学校宿舍里独自发呆，说来也怪，那晚的情景就是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入寒窗。我为自己侥幸漏网而庆幸，也为东柳大队的知青战友祈祷。此时全国绝大多数知青尚在边疆、农村挣扎着，随着处境的恶化、期盼的失落，呼号益发悲怆，事件层出不穷，以致发展到云南十万知青长路跪求，会场上割腕请愿的悲壮一幕。看来我是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这些惨烈的事情我都是在许多年之后才知道的。 我在农村的这段经历，本身并没有“不堪回首”，不苦、不累，也没有云南兵团吊打知青这些，更没有生命危险。主要的是心灵上的折磨和创伤。如果没有后来的机会和运气，如果我们就这么一直漂荡在北大荒，我都不敢想象现在会是怎样一个状态？要想维持我们刚到时的状况，那是不可能的，头几年政府为了避免民心大乱，还给知青一些照料。大家在一起惺惺相惜也有个群体互靠。年青的时候心里还存个盼头，如果一直下乡到现在，那体格、农技、耐苦都远远不及当地农民的知青就绝对是“弱势群体”了，这群体一被分散，弱势个体的命运就更不堪设想了。刚去的时候还有伤悲，知道痛苦，还有企望，试图挣扎，如果一直这样，肯定就麻木了，失去挣扎的信念和力气了。“哀莫大于心死”，那将是怎样可悲的境况！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2-8 09:59 编辑
四、也是缘分
主持人问到情感方面，我倒还真能说出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知青战友，我后来称之为“我的雷锋同志”。
下乡两个月不到，我们知青食堂就因为知青内部矛盾散伙了，吃饭问题成了当务之急。多亏了女知青小梁，把我叫去她们三小队女生一起搭伙。后来还承担了洗衣、缝补这些我不会、又日常生活不能回避的事情。我后来称她是“雷锋同志”，是因为她帮我，基本上是出于乡亲同情心。我上了大学，她还在农村，我写信给她，感谢她两年来持续为我做饭、缝洗，并婉转表达希望交朋友的意向（当时说交朋友就包含着对象的意思），她回信希望我忘记东柳的一切，把握好自己的前途。我后来又写了好几封信，她索性不回了，在退回的信封上除了邮局的“无法投寄”，还有一行小字“查无此人”，我一看就是她的笔迹。
缘分这个事也很奇怪的，后来我回到宁波、进了银行工作，第三年被派去担任“市人行知青点“的带队干部，就是专职管理30多名在慈城新华大队的知青。一次“市四面向办公室”开会，传达了知青符合条件可以返城的文件精神，我赶紧打听小梁的具体地址，听说她嫁给了宁波市郊慈城附近农村的一个农民。我骑着自行车第一时间去通知她，她所在村庄前有一小山坡，我骑车爬上高坡，正待打听，抬头一看，小梁竟然就站在那里，你说怪不怪？我告诉她知青可以返城安排工作了，她没有一点想象中欢喜雀跃的样子。把我领进屋，她居然哭了。我很奇怪，一问才知道，她是逃回来的，在宁波没有户口，户口还在东北，没有户口当然不能安排工作。次日我找叶副主任汇报小梁的情况与困境，叶副主任问：是你女朋友？我不敢说是，也不予否定。感谢叶副主任，由市里有关部门发函到桦南县，才把她的户口调回。
招工时小梁被分配到妙山石灰厂，当时恰逢我任职的银行知青点也在安排知青就业，在陈副科长的帮助下，小梁被招进信用社工作，后来并入慈城镇农行。
小梁碰到我总是感激不尽，说这是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我跟她说：好人有好报，你对我的帮助更大，在我最困难是时候，你帮助了我，而且是持续两年的帮助，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五、人生之思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属于格调高、比较深刻的问题。
人的命运，细想起来真是深奥莫测。我们知青中就有当年跳白毛女芭蕾舞跳到全市中学生里有名气的。上山下乡运动一来，下乡支边，照样下地干活，还干不过别人。这些人原本可能成为明星的，走上比较高层次的，结果有些在乡下嫁给了农民，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这样一想，我们还是值得庆幸的，毕竟1976年之后，在我们将而立之年，中国回归了世界、回归了人类，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回首往昔，感慨不已，特别是为那些英年早逝的，为原本很有才华、现在沉于低层的同伴们惋惜。真想从日历里把9.11这个日期删去。回首那段岁月，我们还是要为中国人终于脱离苦海、走上光明而感到高兴、而庆幸。问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在人类历史上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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