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载回家路 · 朱伟德
口述者：朱伟德整理者：刘凯杰时间：2017年3月3日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朱伟德，男，祖籍浙江宁波，1952年4月出生，1968年毕业于宁波一中，1969年10月10日，赴黑龙江省桦南县插队务农，1975年10月推荐进入浙江化工学院上大学，1978年分配到浙江省舟山市中专学校任教，后并入浙江海洋大学工作，退休后回宁波定居。
一、无法选择的命运 我今年66岁了，属龙的，根据你们时髦的说法，我是金牛星座，从属相和星座来看，我是一个劳碌命，农历四月里的龙，是要化雨帮农民种田的，牛是用来耕田的，所以比较辛苦。 我是老三届里边的最小一届，初中68届，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临，我是初中算是勉强上了一年就休学了，在家待了三年，说中学毕业了。文化大革命一来，年青的一代无法继续上学，城市里也无法安排工作，那时流行一句口号：“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于是，就开始了汹涌的上山下乡运动。 你们高考可以自己选择学校，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而当年的我们无法自我选择人生的去向。我家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三个中学毕业生待在家里，哥哥身体一直不好，妹妹是独养女儿，我是老早想过了，这上山下乡肯定是我去了。那时的街道居委会是每天上门来做思想工作，动员我到农村去，小学生们几乎天天堵在家门口喊口号，烦也烦死了，无奈之下，1969年我报名去黑龙江的笔架山农场，农场是月薪制的，32元一月，总能自己养活自己。家里头一看，动真格的了，也怕了，奶奶、叔叔、母亲都不愿意我远离，以父亲出差在外，下一批去为由，拒绝去笔架山农场。 我有个表哥是奉化县革委会副主任，主管团工作和民兵建设工作，家里为了让我离家近一些，就请求我这个表哥帮忙进到奉化农村，可他坚持原则，不肯开“后门”。后来母亲托远房亲戚帮忙，想以“上门女婿”的身份，到宁波五乡平窑农村落户，可没办法落户。我的奶奶托熟人，想让我到宁波西乡山下庄，以过继给两孤老做儿子的身份落户，可也行不通，我是处处碰壁。到宁波近郊插队，是需要特殊照顾的，我家有三个中学毕业生，一个也未去支边，不属于照顾对象，就这样，家里希望我近郊插队的愿望落空了。 1969年9月份，动员上档次了，也动真格的了，像我家这样顽固的堡垒户，亏得是出身三代工人，根正苗红，如果成份不好，老早强制命令下来了，这时各个渠道都汇集起来，终于，父母工作给停了，不让上班了，这下全家才感到真正的害怕，如果父母因此没了工作，全家生活来源就断了，我只能下了决心，再次报名“自愿”去黑龙江，这次报名时期，没有农场和兵团的了，是去黑龙江桦南县插队，做农民去了。 人生的命运无法自己选择，我是逃不出远离家门的命运，18虚岁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黑土地，当了一个农民。
二、自己要养活自己 回头看，我感到相当的委屈，小学四年级起，我是一个正大队长，我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宁波市的重点中学——宁波一中，成绩也是不错的，也完全可以考上高中，继续我的学业，可是这条路堵死了。当兵也想过，可是体检的第一关就过不了，个子太矮小了。在宁波求一个工厂工作，那不是我家这样普通老百姓可以想象的事，除非父母是大干部、大领导，可我的父母是连一个小组长也不是。家里头三个中学毕业生，最终我去了黑龙江支边，我妹妹安排了工作，后来我弟弟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我哥哥安排了工作，我们家里是出了两个支边。我离家的年龄是18岁，我弟弟离家的年龄是17岁，比你们上大学的年龄还要小。 我是1969年10月10日下午四点，从宁波南站出发去东北插队，一直到2014年3月底，才返回宁波定居，回家的路我走了整整45年。我一直飘泊在故乡的外面，这45年中，我得不到家的温暖，得不到父母的呵护，没有后勤支助，没有根据地的保障，我得自己养活自己，就从那时起，我就自我独立了。 从宁波出发，四天后到了生产大队已是半夜天了，这村庄太穷了，没有水泥马路，没有路灯，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一听到地方了，我从送我们的马车上跳下来，因刚下过雨，双脚一下子陷进泥浆里，这是黑土地的粘土呀，大晴天，路面硬得象一把刀，能割破你的皮鞋，下雨后，泥浆能没过你的雨鞋。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呀！我们进入接待我们的农民家，没有欢迎队伍，没有欢迎标语，只有一大盆苞米饭等着我们，还有一大盆热豆腐。因为累，因为不想吃杂粮，大家几乎没有吃晚饭，和衣躺在火炕上，可我对陌生的床特别敏感，没睡着，感觉这辈子算是完了。接下来分配生产小队，安排住宿房子，领取家具。第三天开始，我就上农田干活了。初到黑土地，我有这样一些感受： 一是抱团取暖真不错，我同一个小队11个宁波知青，初时不认识，没一天全相熟了，有事大家商量，同吃同住，当时论年纪我在中间，凡事上面还有大哥大姐罩着。 二是干农活很苦很累，我是半路出家，论体力没体力，论技术没技术，但看看还有比我年纪更小的，我应该不能比他们差，就坚持下来了。 三是吃杂粮，吃不到大米，没有菜，对付着过一天是一天，看不到前途，没有目标。 四是不会讲普通话，与农民交流有困难，插队七年，只学来结结巴巴的宁波灵桥牌普通话，常常闹笑话。 五是天太冷，遇到过最冷的时间是零下42度，外出干活口罩把脸都冰在一起了。 六是生活上不会自理，洗衣、做饭、洗被子不会，经济上打理也不行。 面对现实，我知道“自己要养活自己”了，家太远，有困难不可能及时得到父母和家里的帮助，要自己想办法克服和解决，逃避不了的，这大约算是我自己第一次为自己定位。是的，那时信息传递不象现在那么发达，没有电话，连发个电报都要去80多里路的县城，想取得家里的支援，那绝对是奢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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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插队的知青才是真正的知青
插队的知青太苦，没有组织，没有帮助，工分值又低，10个工分才值2毛8，我一年能挣5000多分，许多工分是靠包干多赚来的，可到年底，分进口粮后，到手的现金才90多元，按12个月计算的话，我每月才挣8元钱，这区区8元钱，要解决磨米、油盐酱醋、看病、穿衣和回宁波的路费等，太难了。
北方农村出工早，往往是早上二点多起床弄饭吃，三点钟到地头天才蒙蒙亮，到晚上八点才收工，回到知青点，还得点火做饭、洗衣服，苞米饭要烧开了焐一段时间再烧、再焐，往往要二三个小时。没菜吃，盐水一口，苞米饭一口，以后干脆贴大饼子吃，贪方便，其实把糠都吃进去了。
我们插队的知青平时没分红的，工分要到年底才一次性的结算，故而，我们出现过磨米没钱，看病没钱，买盐没钱，送结婚人情没钱，好多情节，我都写成回忆放进天一知青网上了。
插队的知青干活真苦，挖沟、扛大包、割庄稼等等都干过了，干活中，农田里还有三大宝：小咬、牛虻、草爬子，叮咬起来真受不了。晴天几身汗，雨天一身透。回到知青点，还有苍蝇、蚊子、跳蚤、虱子，生活关真难过。
插队的最怕没柴火烧，农民干活回家是吃现成的，我们回到知青点，没烧的，等于没吃的，往往是要等到半夜里，才出去偷点草来烧“夜饭”，往往是一天只吃一顿饭，还是杂粮，所以许多插队的知青把胃都搞坏了。
年青的知青都是懵懂不懂事，经过了几年锻炼才慢慢地有了认识和体会，这些经验都是流血流汗积累起来的，插队时期的一些回忆，看文章好象有点好笑，但实际是很苦很涩的：
一是因为不会讲普通话，弄出过一些笑话。二是因为不知道天冷应该如何保护，曾经有过冬天外出打井水，手被铁把子粘去一层皮。三是因为不知道省着花钱，弄得把一只箱子当人情送出去了。四是因为没有厕所，知青自己挖，造厕所。五是因为没有柴火烧，许多知青干脆住在宁波，男的到外面出民工做临时工，抱团没结果了。
四、几件印象最深的事
有一次断粮了，断草了，断菜了，半夜全体出动，所有知青都参加，人人是小偷，偷了人家小屋房顶上的倭瓜，相当于宁波的南瓜。如果有谁不参加，一是当成叛徒，二是没饭吃，你在知青中是绝对孤立了。
我在宁波护理父亲工伤二年， 1974年底重新回到生产队。在宁波的时候，已经知道知青点的房子被生产队卖掉了，回去没地方住，冰天雪地的，还得回去，户口还在那里，但回去没地方住，考虑过几个方案：
上访知青办，让知青办想办法解决住的问题，这条路行不通，上头肯定打电话要下面解决的，皮球会踢下来，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肯定不会有好脸色给我看，要穿小鞋。告到大队干部那里去，让大队解决住的问题；这条路也行不通，大队叫小队搞，小队长是实力权威，如果有住的地方了，那么以后我的苦头有得吃了。住到大队部去，那里办公室有火炕；也不行，我的生活怎么办，到哪里去生火做饭烧菜？借住到其他知青点去；也不行，总是人家的地方，而且干活、生活都不方便。
人生没人能为我买单，得靠自己，我还是送礼送物到生产队小队长家，说好话，递好烟，总算给我一间房子，那是1975年4月底了，我的知青点，男的到外面打工去了，女的住到农民家里去了，知青点只有我一个人了。
有了房子，没有口粮，没有烧柴，没有工具，没有菜和油，除了光秃秃的一间房子和自己的行李，我什么都没有，为了生活，为了活下去，我没有掉眼泪，掉眼泪也没用，我没有家里的援助，太远了，他们帮不上忙，知道了只会伤心掉眼泪，我得自己靠自己。一个24岁的知青，在孤立无援，连说说话的人都没有，可以讲处在绝境中，这种现状你们是体会不到的，但是在当年，确实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用现金从生产队买来三年口粮，留了好的一年口粮，其余卖掉就有更多的现金了。
然后我上县城进百货公司代客裁剪衣服处，观看三天，拜师学裁衣服，三天后就上岗自己开张为农民做衣服做裤子。做衣服我是有经验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没有加入红卫兵组织，也没有参加造反派组织，一帮朋友学起了衣服翻新。别的人有的学木工，有的学理发，宁波人其实很好学的，那时的宁波男青年，起码有一半以上会包沙发。我会踩缝纫机，但是不会裁，所以才去人家摆摊的地方去学。回来借农民家缝纫机，做衣服不收钱，就收柴草，一周下来，米有了，柴草有了，有钱去磨米买油买菜。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懂得：自我定位、练好内功、抓住机遇很重要，没有一点“绝活”，在竞争的社会中，永远是一个失败者。
1975年我已经是24岁，我后来被大队书记赶到了农田干活，不让做裁缝了，为了今后能有招工招生的的机会，只好下农田干活。不过我给自己定了位，最多干到28岁，实在出不去了，就不下农田干活了，不管什么主义，肯定要去做裁缝，这钱好赚，因为有市场。下农田以后，尽量与农民搞好关系，人家是地头蛇，而且知青点就我一个人了，帮我说句话的人都没有了，势单力薄的，人家只有欺负我的份。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当上了小队故事员，徐光辉是宣传员，在农民中，我俩都是好知青。
1975年招生任务下来，我大队2个名额，我和徐光辉都报名了，他的岳母一家在农村，有亲戚在公社，好办事，我可不行了，我的这个名额，是大队干部抢着要，儿子女儿多的是，对我讲，说我没有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家住过二年。我动用笔杆子，用请过假、父亲工伤的亲情关系、自己挣的工分数、在生产队的表现情况等，一封封信发给公社、大队部，一封不行的，要连续发，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成功了，最起码引起了公社和大队干部的注意。最终因只有一个名额，大队干部相持不下，让给我去了，其他知青没份了。
总结一下，我是找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做一个农村裁缝能养活自己，而且能活得相对比较好，但不是长远之计，我最终还是要回家。第二个，是动用了文化知识，为自己申诉，抓住了升学的机会。是的，自己有多少资源可利用，自己有多少家底，自己一定要清楚，不要放弃，不要自暴自弃，一定要参与竞争，关键是“没有金钢钻，不揽磁器活”，先练好内功，再抓住机遇，要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的。 五、做人要有责任感
担当就是要负责任，干什么都要有责任性。.插队到北大荒的时候，实才是太苦了，现在想想都感到可怕，生活关、语言关、劳动关、气候关等等都是困难重重，一些知青就看好眼前利益，帮助自己解脱困境。一是认干爸干妈，给农民当儿子，那样一切有人罩着，没人欺负，生活上有人相帮。我不干，有人找过我的，我不干，我的父母健在，现在双亲都还在，我认什么干亲，而且今后我还得给干亲养老送终，这个责任我负不起，所以不认。二是在农村找小芳，找对象，找农村对象，我想都没想过，我要回家，带着农村老婆回家，今后困难重重，而且小芳娘家在北大荒，想家了怎么办，把钱交给交通部？娘家在农村有困难肯定要相帮，我拿什么帮？
人要对自己负责，我没有偷过鸡鹅鸭什么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想不想招工招生了。后来我到浙江化工学院上大学，地点在浙江衢州，后来以化工学院为主，组建了浙工大。当时我妈对我讲过，说我初中才上过一年，现在跳上大学，千万不要留级被学校开除，开除了，想当个农民都没地方可去了。一进校门，我是三个月没出过校门，我是连勾股定理都没学过，不狠抓不行了，下苦功呗，后来，大学毕业叫我到中专当老师。
1978年8月底我当了老师，自己明白这碗饭不好吃了，下定决心上电视大学，我从头学起，外语、高等数学等，重新学，又做大量习题，这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后来看看当老师真好，一周六节课，上完课没人管，爱干什么干什么，自由，而且有暑假、寒假。只不过学校里工作收入不那么如意。我发现，改革开放后，学校要评职称了，职称没有，你永远是一个打工仔。我学，我考，后来弄了一个中级职称，收入比平均多一点。后来我发现大批真正的大学毕业生来当老师了，我这样的一个工农兵大学生不吃香的日子到来了，马上做“双肩挑”老师，一边上课，一边当后勤科长，我两边都有岗位，双保险。
2004年，我所在的中专学校，被隔壁的海洋学院并掉了，我重新进行教师资格考试，合格了，但我不想上三尺讲台，讲师在大学里是打工的，大学里上课的是研究生、博士、教授，有的还要双语教育，我干不了，就到后勤总公司当一个正科长，我老婆不理解，我说自我定位很重要，在教师队伍里我是给人家拎包的，在后勤公司我是当头的，“不当龙尾巴，宁愿当蛇头”，在一个单位里，总规有一个好的，而且适合自己的岗位，自己要争取，自己要努力，自己要有一定的内功。
我从中专转到大学，人家瞧不起中专的人，我正科级干部，什么都得干，在干的过程中，我努力研究这个大学的后勤系统，半年后，我开始自己推荐自己了。我开始投稿，学院有学院报，后勤有后勤报，我是几乎每一期都有文章登出来，上头也开始注意，加上我有多年后勤工作的经历，所以我在后勤站住了脚，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所在的部门也几乎年年评上先进单位。2008年我还评上全国高校后勤系统信息与宣传先进个人，全国个人先进，把我妈乐得不行，到处宣传，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孝敬吧。
后来浙江海洋学院搞起了虚职职称，我又评上了副调研员，副处级待遇，工资当然上去了，退休工资也有保障，我同一小队插队的插友中，我的待遇算是好的了。当然评职称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这里有人际关系、自己的水平能力，总之“自我定位、练好内功、抓住机遇”是不错的。
六、回家的路我走了45年
2003年，儿子高考结束，我让他填报宁波理工学院，我老婆对他讲，老爸的愿望是回家，现在爷爷、奶奶、伯伯、姑姑、叔叔都在宁波，你先回去，等我们退休了，也回宁波。儿子在理工学院毕业后，留在宁波，干的是外贸工作，他上大二的时候，我就为他买了一套新房。这方面我做得比较到位，养儿子的，早晚要买房，早买便宜。2010年儿子结婚，2012年我退休了，因为没有第三代，我们夫妻俩退休后返聘，仍在上班工作。
退休以后我想回家，这时候，户口不是个问题了，什么票证都不用了，我只不过是一个漂漂族，人到了宁波定居，户口还在舟山，没问题。说起回家，那也是快有了孙子，要养小孩了，赶紧回宁波，我不想与儿子他们住在一起，大家也有个自由度，但又要置房了，宁波的房价很贵，退休的人还要买房，着实让我艰苦了好多年，现在住的地方离儿子家很近。
儿子上大学前，我对儿子讲过：父母是你的靠山，家是你的根据地，可孩子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父母的呵护之下，父母总归是要老的，年轻人还是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走自己的路。对父母，要有担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静悄悄突然地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在吃些什么，他们都在努力省下钱为你们打点。
养老现在是全社会一大难题。说起养老，我不想连累儿子，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我想居家养老，自己会动的时候，家务活自己干，到不会动了，聘请家庭保姆，我不想去养老院，我考察过两家养老院，不适合我。养老院有诸多不便，想吃自己喜欢的菜，不行，想吃自己喜欢的零食，不让你出门，儿子一家很难见面，路太远，老年人的房间里味太大，受不了，加上老年人的死亡率很高，精神上受不了，不去。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0-12-4 13:39 编辑
七、对插队知青的一些看法
说起知青插队下乡，有四个不满意。农民不欢迎知青去，因为农村增人没有减少公粮上交，增人不增产，不现实，不让搞副业，农民没有增加收入。知青也不愿意去农村，是没有选择余地，你不去，父母工作就没有了。知青的家长也不满意，总要想办法邮寄一些东西支援一下，因此家里经济好不了。这样一来，上山下乡运动，国家花了大钱，却弄了个：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
插队知青对农民家祸害可大了，偷草、偷鸡摸狗，我们小队知青是没有偷鸡摸狗的，但不偷草烧饭吃，那可是要活活饿死的。知青对不起农民，抢了他们的工分，扒了他们的口粮，还要去骚扰他们。国家在上山下乡运动前，决策错了，但不全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错，中央领导都有责任的，不是吗，后来知青大返城，基本上都回家了。年纪青青的知青在农村，不可能改变农村的物质和精神面貌，太高估知青的能量了。.国家每一层面的领导，是不负责任的，知青年青没人指导，任凭插队知青自生自灭，日子没法过，但磨炼了插队的知青，迎着困难上，没有退路，不面对不去解决，是不可能的。
插队的知青对所在农村没有什么贡献，没有传授什么文化知识，没有什么实验田，没有什么副业搞起来，尽是麻烦了农民。但是有一些知青在农村当起了小学老师，也有过学大寨当宣传员什么的。农民是包容的，对知青很是同情，但也是心有余力不足，有机会了，招工招生都是让知青去。2013年8月，我和老婆，还有一位移民到美国去的插友，一起组团回访了黑龙江原来插队的生产队，也对一些农民兄弟说了“对不起”的话，我重温插队的生活，又吃了一些杂粮粗食，看过以往住过的房子，我的忠实的听众是我老婆，她是舟山农村上来的中专工农兵学员，她的老家以前也有插队的，所以能理解。我插队过的村庄，现在还是那么穷，没有水泥马路，没有路灯，没有自来水，我真正感觉到黑土地上的农民没有翻身，他们没有过上好日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全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生产队怎么啦，没变。
八、对年青大学生说的话
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我18岁支边黑龙江，下个月就到了支边48周年纪念日，我的年龄已经一甲子多了。我读书算上小学6年，中学1年，大学3年，总共才10年，你们小学加中学已经有12年了。我相信，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也能考上大学，也不是说去了黑龙江插队才能上大学，当年54万知青进了北大荒，有多少人能上学，都是一种机遇，能抓住机遇，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一些老知青大返城以后，看到了“知识能改变命运”，他们努力上电视大学，有的人家里头困难，没地方自学和写作业，干脆在路灯下完成电大学业，最终他们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工作岗位好了，待遇也跟上去了。你们说我幸运吗，其实幸运不幸运都是一回事，
自我定位，练好内功，抓住机遇，参与竞争。这16个字对你们也合适，我在浙江海洋学院重点是管理学生宿舍的，我在工作中，筹建过“学生宿舍三自委员会”，什么叫三自：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对学生干部，我是经常为他们上培训课、开会，也向他们灌输这16个字。是的，进了大学，就一半融进了社会，大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努力提高参与社会就业竞争的能力，毕业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一个理想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就业率越高，这个大学的知名度也越高，当然大学生毕业后自我创业也是就业率的一种亮点，同学们毕业后有一份好工作，这是父母的意愿，也是自己的心愿，谁不想生活得好一点，同学们毕业后有出息，也是对老师的一份安慰。落后要被人看不起，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在大学学习的美好时光，不要把青春耗费在手机、电脑上，学一点真本事，练好内功，面向社会。
我写过许多有关知青的文章，发在天一知青网上，我写得比较外向、乐观，有的人看了会发笑，是的，老知青不相信眼泪，我们怀念过去，但从来不歌颂老知青的苦难，我们这一辈什么魔难都遇上了，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代，不要再吃我们同样的苦。我写文章，一是出于自己写作方面的爱好，二是留一点历史的影子给世人，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同龄，我们这一代，无愧于“不服输”。我受天一知青网的委托，任晚来风版主，采访过一些知青办老干部，但他们也是小人物，是错误决策的执行者，我只不过对知青的历史感到好奇，有兴趣去挖掘，但接触不到核心内容，好多老干部身体不好，记忆也不好了，而且也没留下什么有用的文稿，有点遗憾。
田野风小组的成立，是高校中一大亮点，采访老知青，挖掘知青史，这在全国是没有的。在采访中，大家一定会有所感受、有所收获，一份付出，一份回报，大家在写通讯报道的时候，在写知青史的时候，更要练练文笔，瑰丽的文章固然好，但也要写出自己的风格，写些实用型的东西来。与大学生座谈很好，感觉自己也年轻了不少，探讨知青史，探讨人生路，这条人生路，要把握好“自立、自强”，人生没人能为你买单，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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